1997年11月,任敏师母被送进第一人民医院抢救。半年过去了,师母的病日重一日,整日因肺部感染而发出凄惨的长啸。医生不止一次地暗示病人家属,应该充分意识到情况的严重性。当时我和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学生们,都日夜在医院里轮流照顾病人。82岁的先生每天在家等待着师母康复的消息,遇到人第一句话就问:老太太好点吗?他只听得进别人安慰他的话,却听不进一句危险的警告。当别人告诉他病人很危险很危险,他总是摇摇头,说,会好的,你们要当心啊!于是,别人本来想说的话都咽回去了。
师母除了脑中风外,又感染了肺炎,大量的痰涌在喉头,呼吸极为困难,进食完全是靠输液和鼻饲。身上插了许多管子,让人看了心惊胆战。每天用药五百多元,钱到领药,旁观者都啧啧叹息,不知是可怜病人还是惋惜那水样流出去的钱。我知道师母当年因先生一案所累,西迁青海任教员,退休回上海后,当地教育局连退休薪金也数年不寄来,遑论医药保险。先生已经退休,微薄的收入仅够日常开销,哪里经得起如此折腾?闲言碎语多了起来:人到如此,何必再花冤枉钱?这样的意思,甚至在医务人员的私下谈话里也有所流露。这种时候,只要对病人的信心有一丝动摇,治疗就很难坚持下去。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条人命是被认为不值得用更多的钱去换的。但惟有先生,他丝毫也不动摇。家里所有的积蓄都用上了,正好某出版社雪中送炭地汇来一笔稿费,大约有万把元,他看也不看就交到学生手里,说赶快送到医院去。他还亲自找治疗医生,动感情地说:“我和任敏,来上海时手里只有几个铜板,一卷铺盖,现在是有一个像样子的家了,我大不了再拿几个铜板回老家去住。”
终于有一天,师母高烧不退,时有抽搐,医生发出了危险的警告,意思是过不了今夜了。先生来了,他一手拄着拐棍,一手紧紧握着师母的手,大声叫,任敏!任敏!他看着毫无反应的师母的脸,认真地说:“任敏啊,以前别人整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现在好了,我们一定不能被自己打倒!你要好起来。”真奇怪啊,从住院以来从来没有反应的病中师母突然泪似喷泉,流得满面都是。师母竟奇迹似的闯过了难关。
事后,先生说:“人总是会走这条路的,我当然知道。不过能治就一定要治,尽可能抢救,我怕我一松劲,大家就不尽心了。”原来先生心里完全明白啊!
师母回到了家里,依然是昏睡不醒。到现在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
先生请了保姆专门负责照料病人。他听说病人每天吃四种水果:苹果、香蕉、桔子和猕猴桃,对身体有好处,就亲自去购买,亲自监督师母吃下去,再加上小米、大枣、核桃、麦片等各种食物煮成的粥,每天不断地喂养着病人。每到晚上,他看着师母已经把一天安排的食物都吃下去了,一切都正常了,他才放心地睡下去。
先生的退休工资只有一千元左右,没有其他的津贴,但他没有向任何人吐露过一句关于经济困难的意思。反之,从那时候起,他不声不响地整理起自己的旧稿、日记、书信、回忆录,以及写作各类长短文章。他每天伏案,著述不已。这几年来,《狱里狱外》、《解冻时节》、《雕虫杂技》、《不能忘却的纪念》等著作一本接着一本地出版。
在耄耋之年,先生仍然用自己的特立独行的思想和艰辛劳动,塑造着一个硬硬朗朗的老知识分子的形象。
(《文汇报》2002.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