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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辉 |
刘晓辉，因在任“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侦捕组组长时有突出贡献，被评为“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卫士”，现任天津海关走私犯罪侦查分局局长。
我在职业要求和执法者的良心之间尽可能找到一个平衡
记者：1996年以来，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及其他走私犯罪分子，在厦门关区走私进口成品油、植物油、汽车、香烟等货物，总价高达530亿元，偷逃税款300亿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查处的最大的走私案。作为此案专案组侦捕组的组长，你的任务不轻。
刘晓辉：林则徐说过一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每次想到这句话都很感动，面对“远华”案，我是真的觉得乾坤太重我太轻。这么大一个案子，我们拿着纳税人的钱，要讲点儿专业精神吧。
当时分很多个组，侦捕组的任务就是侦察追捕，要是不侦不捕，案子怎么查呀，涉及到的腐败、走私问题，关键人不到位，怎么来认定，压力是肯定有的。
记者：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刘晓辉：当时我们一群外地人到厦门去查案。闽南是一个特殊的亚文化区域。语言、生活习惯等都有自己的一套。闽南有一首歌当地人都会唱，叫《爱拼才会赢》，“拼”本来就是不顾一切的，所以在闽南，杀头的钱有人去赚，受穷的日子不能过。从一定角度来看，这种文化本身可能就有滋生走私和偷渡的因素，而且在对抗权威的时候很激烈。
从我个人来讲，侦捕组的组长，要研究怎样来介入，找好突破口。你想，连有的局长、关长都给他们通风报信，主要的犯罪嫌疑人都跑了，证据销毁得非常严重，案子做起来也够困难的。欲知上山路，先问砍樵人。我们发现，人虽然走了，但是“远华”还在运作。负责运作的人是赖水强，赖昌星的大哥，他组织了董事会，任命了负责人，还发了一些紧急通知，他是一边给大家打气，一边把衣服都收拾好了到山里去办公，随时准备开溜。我们首先把精力放在抓赖水强上。
记者：对赖水强的一抓一放，通过他“劝降”十几名赖氏家族成员从境外回国投案自首，真的是很漂亮。
刘晓辉：通过赖水强，我们搞清了一些基本问题。但是光有赖水强还不行，大量的人还在外面。我就想只要这些人能回来，我们按照法律政策来办，案子就好办了。就是从钱上面，也能给国家省点儿。研究来研究去，觉得还是把他放了更有益处。
记者：这有很大风险吧？
刘晓辉：确实有风险。给上级写报告，说明情况，陈述理由。当时压力很大，但是压力再大自己也没法解压，就自己再给自己加压。对国家负责，对案件负责，尽可能把事情做好。
当然对他也是有控制的。但是水放宽宽的鱼儿才会来。
我们把赖水强放出去之后，他很快就向专案组递交了一份“1997年全年远华集团走私汽车收取水费明细单”，从而将侦破工作推进了一步。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事情虽然理顺了，但是那里面都是一些代号，你不能抓这些“代号”吧。
记者：赖昌图回来，对整个案件的侦破很关键？
刘晓辉：那是当然。赖昌图是远华的五个董事之一，很重要。而且他当时负责的车行，直接涉及走私汽车、化工纺织原料、电器等，他一回来，水单上的代号就明白了，就破译了。不战而屈人之兵总归是好的吧。
记者：对赖水强和赖昌图，你是怎么做工作使他们配合案件侦破的？
刘晓辉：工作不一而足，但总是要分析他们的心理，唤起他们的良知，体现政策、法律的威力。例如他们都迷信，一有什么大事肯定要抽签拜佛，就利用他迷信这一点打开他的心理防线。
记者：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给我们讲讲。
刘晓辉：我们一去，赖水强的老婆就到庙里求签，问吉凶。释签的人说，此劫难逃，但有贵人相救，“贵人”来自东北。我本身是东北人，那我就说什么叫“东北有贵人”啊，我们也是东北人，赖水强就说那你们就是贵人。我说你把我们东北害得最惨是不是？大庆油田在东北是不是？那么多的成品油走私进来，大庆油田的许多人都下岗了，现在还找我去找工作呢，哪儿有那么多工作可找是不是？……
赖昌图决定回来之前也去抽了一个签，签上是一朵玫瑰花，赖水强就来找我，说抽了这么一个签，问怎么来说它。我说这不是很简单吗，《唐诗三百首》上最后一首写的就是“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我说现在他已经动了这个念头了，要回来了，这个花已经从树枝上掰下来了，如果说他失掉这个机会这个花就枯萎了。
记者：我看到一些报道，说赖昌图从澳洲回来的时候，你到机场接他，40来岁的赖昌图像个孩子似的哭了起来，他握住你的手说：“我是被你召回来的，是你给我指明了一条生路！”
刘晓辉：我在职业要求和执法者的良心之间尽可能找到一个平衡。我是发自内心地希望依据法律、政策能减轻他们一些罪责。在这之上我要完成任务，把这个案子办下来。后来回国投案的人判的都是死缓以下的刑。
我把所有的人都当人对待。你是嫌疑人，是犯人，都是一些限定，毕竟是人。实际上，人最怕别人把他当人，你不把他当人他也就不是人，你把他当人，他很多良心发现的东西，反省的东西，悔悟的东西就出来了，这种东西逼着他去做一些积极的事情。
我们是食腐尸的鹰
记者：你大学学的是中文，研究生期间读的是现代教育理论，后来怎么干上了刑侦工作？
刘晓辉：当时公安部政治部到学校来选人，我被选上了。到政治部，跟我的专业还基本对口吧。去了后，先下去锻炼，到天津刑侦队呆了一年半，1988年回来。当时我的一个领导说，你就是搞刑侦的料，到刑侦来吧。我也很爽快，就答应下来了。
到刑侦的第一个月，我的主要工作是送材料；第二个月，发生“2.15”武汉杀人割头案，我那个组里其他的人都走了，家里就剩我一人，爆炸、持枪、系列杀人、做卡片、写材料、回复，一个人硬着头皮干，居然顶过来了。
一个月后，就开始出现场了。由我们当时的处长乌国庆带着。
记者：一个月后，你自己提要求要去现场？
刘晓辉：我们那时候不会提要求。
记者：那么，是什么事情让领导把你调到现场？
刘晓辉：我当时在家里，虽然不能出现场，但是写材料、搞内勤也尽可能干好。一个案子干得很漂亮，下来要写总结报告，要形成文字，要确定对外的口径，对文字本身的要求很严格。可能是老乌认为我这个人悟性不错，愿意带我吧。刑侦的特殊性要求必须有师傅带，我遇到了一些非常好的师傅。像老乌，是我们国家培养的第一代刑侦专家，局级侦察员。
记者：当时跟着乌老去武汉，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刘晓辉：“2.15”是个很厉害的案子，主犯连续作案八年，杀了十多个人，一开始是报复社会，然后是盗枪，然后是抢劫，整个是一个危害社会的案子。当时在案情分析会上，老乌针对大家的莫衷一是，大胆断言：“怎么想来想去觉得自制枪支作案和盗窃警用枪支两个系列可以定为一个系列，因为从案件的扇面区域、时间、相互的特点关联来看是同一伙人所为。”
老乌的判断给了我很大触动，我当时就想，一个侦察员的反应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案子是客观的，侦察员就必须绝对客观，不能掺杂人情，有时候就需要一些胆略。
记者：后来你自己独立办案了，是不是也这样来要求自己？
刘晓辉：给你讲一个案子吧。1995年6月6日，黑龙江鹤岗，两个刑警被杀，我说了句冒话，这个人有前科，而且是有杀人的前科。最后案子破了，确实是这样，15岁的时候他把他爹杀了。
记者：你怎么说得这么准？
刘晓辉：还是从现场分析得来的。这个案子是晚上杀人。那天下雨，他抢枪后把两个刑警的尸体扔到下水道里，把井盖儿盖上，又把煤压到上面，早上四五点，天都快亮了他还在马路上处理血迹销毁证据。其实枪响时已经有人听到了，而且有人透过现场两边的楼房窗玻璃看到他。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人心毒手狠，胆大妄为，明知杀的是警察，处理现场还很沉着，不怕暴露。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个人很偏执，为清除血迹不惜冒暴露的危险。这个人还有稳定的心理特征，人要杀一个人都不容易，他竟然连着打两个刑警……根据这些我才说，有杀人前科。预言的后面必须有认真的分析。
我们属于鹰，是吃腐尸的，一个好的刑侦人员是靠吃现场吃出来的。说起来很残酷，对受害者以及他的亲人很痛苦的、使很多人痛苦的流血、死亡，却是刑警成长起来的沃土。
案子破了，足够人醉好几天
记者：压力最大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刘晓辉：一个案子久攻不破或者要抓人的时候是压力最大的时候。人已经进入我们的视野了，在我们的控制之下，要动手了，之前说大家放松一下，大家打打牌吧，拿牌的手都直哆嗦，那怎么行，我就带大家去蹦迪。到马上要动手的时候，一看，脸都煞白，不是怕死、怕危险，是真怕把案子做坏了。
我看到过我的同事为了抓一个犯罪嫌疑人，一晚上头发就全白了。还有一个同事，三天三夜没合眼，案子破了，回去倒头就睡，他媳妇说睡着了他都是一会儿嘴角带笑一会儿眼角流泪。
我们也是人，承受的很多压力不是常人能承受的，或者说我们承受起来一样很痛苦。
记者：你后悔过吗？
刘晓辉：刑警是各警种中最有代表性的，集中反映了警察的特点。小孩儿不也说，警察是抓坏人的吗？到今天我还是说要当警察就要干刑警，干刑警是最有挑战性的也是最过瘾的。
记者：干这行最残酷的是什么？
刘晓辉：每天都有流血牺牲，最多的是刑警。犯错误最多的呢？也是刑警。刑警是活在白与黑、昼与夜的夹缝中，你不了解对手的生活习惯怎么可能去破案？有的就……所以我在一开始就强调职业道德，或者说一个公务人员道德的底线。
记者：从刑警到缉私警，对你来讲，是一种怎样的变化？
刘晓辉：我以前侦破的主要是一些危害社会的案件，到了海关，作为缉私警，接触更多的是经济类的案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和你一起哭过、一起承受压力的人你会永生难忘
记者：把一群来自不同地区、性格不同的人带得如同在一个家庭，靠的是什么？
刘晓辉：不给别人找麻烦，多替别人去想，我不能说我心很善，但是心很弱，不敢对别人不好。我常说我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怪胎，是个很传统的人。记得纪伯伦曾经说过，和你一起笑过的人是过眼云烟，和你一起哭过、一起承受压力的人你会永生难忘。
跟家庭成员怎么相处，和团队中的成员就是怎样的。有时候，家里是没有道理可讲、这里是可以讲道理的，但是还是要包容。彼此心疼彼此呵护。
记者：这个团队里一定有很多感人的事情。
刘晓辉：男人可以为女人流泪，女人为男人流泪的也很多，但是男人为男人流泪的同志关系不是特别多。我在的团队却是这样的。
给你讲一个简单的事情。有一次办案的压力很大，我们几个人坐在礁石上，我烟瘾很大，烟就放在礁石上，一个浪过来，烟就下去了，我下意识去够那个烟，礁石下面都是苔藓，我一下就滑到水里，我的一个同事衣服、鞋都没脱就跳下来救我，其实水也不深，站起来我们俩就哈哈笑，他就追着打我，说，你看你为了那破烟……说着说着我们都流泪了。
记者：你讲话好像没什么官架子。
刘晓辉：我跟我的弟兄们说话很朴素，不绕弯子。譬如什么叫男人，男人就是不怕困难的人。还有，干活儿没有累死的，但是闲着有闲死的，特别是年轻人。
我们是一个团队，往往最后破案的最容易出名。但是实际上每个人都从不同的角度作出了贡献。
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是英雄。我只是踏踏实实地做事，尽自己的职责。我总想，要顺其自然，特别是对名利，这点我想得很开。（《中国青年》200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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