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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云今年66岁。40多年前，正要从吉林大学法律系毕业的他，被迫开始了3年的囚徒生涯和20多年颠沛流离的生活。1980年，他被平反。当别人问他想要干点什么时，回想起这么些年无人听他讲一句真话的苦处，他毅然选择了律师这个职业，并发誓，一定要当个讲真话的律师。1995年他获得中国首届十佳律师称号。
22年的律师生涯，他打过很多场被广为称道的官司。可是，让他“困惑”的，恰恰是那些让他感到“遗憾”和“失败”的案子。
5月18日，我在长春见到了他。
1999年，王海云承办了一起十分简单的刑事案件。被告人在一个市级的、有权势的工作岗位上当一把手，因涉嫌受贿而被指控。行贿者也承认给了犯罪嫌疑人“10万元”作为“升官”的代价，并因此被逮捕和起诉。“受贿人”及所谓的收受10万元贿赂的证人（家属），在被限制人身自由（包括两规）期间也“承认”了这一“事实”，这应当是一件“铁案”了。
但是，开庭时，受贿人及其证人有充分证据否认了收受10万元贿赂的事实。
“他说我没收，你找，家里没有，存款也没有。这不是明显的证据不足吗？而且他还说，当时承认，是因为讯问的时候对他逼供、引供和诱供。”
为此，王海云提出此案应当补充侦查。一审法院接受了律师的意见。
可是，没过几天，法院突然取消了王海云的辩护权，而且是以书面形式，甚至还剥夺了会见被告、调查阅卷的权利，没有举出任何理由和法律依据。
“这把律师当什么人了？法律规定，被告有权利聘请律师，法律也赋予律师会见的权利，被告没说不要我辩护，法院咋就能不让我辩护呢？”
“法院为什么不同意让你辩护呢？”“怕我惹事儿呗！我这人认真，凡事爱刨个清楚，弄不好一起大案子就不能按期结案，就会影响有些人的工作，就会让他们无法交待呗……”王海云说。
在审案过程中，很多不明真相的人指责王海云：“你为什么为贪官辩护？你为什么只听被告人的供述，而不相信公、检、法调查的事实？”
奇怪的是，本案的行贿人也被拘审、起诉和审判，但是，最后做了无罪判决。
被告人尽管对其判决不服，但未上诉。
“那么被告就甘心这种重判吗？如果真的没有受贿，不觉得冤吗？”
“那个人过了一年半就被保外就医了！”王海云有点失望地说。
“啊？就是说……”
他嘿嘿嘿笑着：“就是说，人家都沟通好了。明确告诉你别上诉，事后肯定有办法。”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王海云曾找过某个领导。那个人说：“为了这个上面交办的案件，我派人对你这个律师做了很多工作。现在看来，你的行为我们暂时还没发现问题。当然，发现了问题，我也不会放过你，今后你也小心点，你当律师的应当懂得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
“上面交办的案子就可以无视法律程序吗？触动了权力的官司就不能立案吗？本身也是权力层面的人可以有办法，老百姓呢？法律不给他机会，他就什么机会也没有。”
一起轰动社会的大案：母女二人被残忍地杀害，现场也没有任何盗窃不成反灭口的迹象。
案发后，上级公安机关派主管领导抓此案，并限期破案。地方的侦查机关几乎全员出动，均未果。
这时，被害人的邻居提供了一个线索：在当晚案发前后，曾听到过有人敲被害人家的门。家里有人问“谁呀”，来者说“我的声音你还听不出来呀”。之后，门就开了！公安机关认定，一定是与被害人熟识的人做的案。
力排种种因素后，对被害人丈夫的好友（后来成了案件的被告）展开了侦查活动。由于被告人在案发的第二天曾帮助被害人的丈夫料理后事，因而对案发的现场、伤害的情况已经了解，所以在侦查机关对其讯问时，把现场概况说得十分具体翔实。侦查机关就此怀疑此人就是杀人凶犯。
被告人不承认，说：“我们俩（他自己和被害人的丈夫）是‘拜把子’兄弟，我和他还有他老婆孩子无冤无仇，我怎么能杀他们？我的犯罪动机是什么呢？”
但是，被告人最后还是“供述”了杀人过程。
此案在3天内“大功告成”。电视台、新闻媒体大肆地进行了宣传报道，该立功的立功，该受奖的受奖。
王海云和另一位律师成了被告的辩护律师。在会见和庭审时，他们也觉得被告的辩解有难以反驳之处：
——我为什么要无缘无故杀害我好朋友的妻子、女儿呢？
——他们逼我、打我，把写好的笔录，让我签字。为了证明我没杀人，我把名字特意写错了。王海云阅卷，果然发现被告签字时使用了一个同音不同义的字。
——我说把刀扔在楼下一个小房子顶上，他们去了很多人没有找到；回来又把我领去，还是在这个小房子顶上找到了。一个四五米见方的地方，怎么一开始去那么多人找不到，后来就找到了呢？
——案发的时候，我正在家里呢，我怎么能有时间去杀人呢？……
王海云觉得，这么充足的证据，这个官司能赢！
他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法庭上与公诉人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他指出，最重要的是，本案的公诉人也参与了“破案”工作，然后又以公诉人身份出庭支持公诉，这是缺乏法律依据的，应当自行回避，但未被采纳。
一审判处被告人死刑，被告人上诉。王海云仍然做他的辩护人。
二审法院以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发回重审。
第二次开庭时，公诉机关没有举出新的证据，而重审法院仍然判处被告人死刑。被告人再次上诉。二审法院仍然以证据不足、事实不清再次发回重审。
第三次开庭时，公诉机关还是没有举出新的证据，但重审法院仍然判处被告人死刑。被告人被迫第三次上诉。二审法院仍以证据不足、事实不清第三次发回重审。
皮球踢来踢去，这个案子至此已经折腾了3年之久。王海云此时感到：胜利应该不会太远了，因为有被告人的充分辩解，有卷宗的充分证据，有律师有理有据的辩护，还有二审法院三次对律师观点的认同……
突然间，王海云得到一个“内部消息”，说是二审法院将改变初衷，要把被告判处死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后真比自己上刑场还难受。”王海云说，“怎么能够这样轻视老百姓的生命呢？不说以证据看他没有罪，就是有罪，也不能在证据不清的情况下，让人死得不明不白呀？！”
王海云把情况向省人大、全国人大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做了反映，并强烈要求再次公开审判。二审法院不得已，终于开庭，第四次审理此案。历时5个小时的开庭，检察机关仍然没有举出新的证据。“这下该胜诉了吧！”就在大家怀着喜悦的心情等待结果的过程中，被告人家属突然找到王海云，拿出一份《会议纪要》复印件。
这是一次由市人大领导、市委副书记、市政法委要员、市公安局副局长、市检察院的公诉人及一审法院院长等人参加的联席会议的纪要。上面说：此案如果对被告人不判处死刑，“没法向××市人民交待”，并提出四点要求，其中要求：“请检察院、公安局分别向各自的上级汇报，既汇报案情，又汇报二审法院的意见”，“汇报后必要时向省政法委协调，市委态度比较坚决，公检法三家要密切配合，此案如再定不了（不判死刑）将直接影响中法形象……”
这份纪要如千斤重担，压在王海云的肩上。不能就此罢休！他毅然地向有关部门反映了情况：“我们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以权代法案，这是一起不尊重上级法院正确意见，肆意践踏法律的案件，在此我们呼吁一切坚持法律、忠于事实、维护法制、维护真理的人们共同来抵制这一反常的做法……”
这份情况报告没能救被告人一命。在那年的正月十六，被告人在“冤声”和“枪声”中，步入黄泉路。事前也没有按照我国《刑诉法》规定的那样，公开地对被告进行宣判。“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一个重大的遗憾。”回忆起这件事，王海云仍唏嘘不已。“一次会议就代替了法院判决，剥夺了一个人的生命。”
“那法院为什么还要让他死？”
“事实上，没有哪个法官会故意判错案子。我是律师，该说的说了，该做的做了，官司输了，顶多会说律师没用；要是一个法官明知是白，偏偏说黑，明知这个人无罪，可也要硬着头皮判刑，除非他是个特没良心的人，否则心里都会很难受。错案冤案，只有一个理由——以权代法，让你这么判，不判不行。这个案子的结果就是：被告人家属不满意，律师不满意，法院不满意，只有领导满意了。可是，这样就丧失了抓住真正罪犯的可能性。即使抓住了，他也不会承认，他会说：那个杀人的人，不是早被你们执行死刑了吗？”王海云引用培根的一句话说：我们应当懂得，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其恶果甚至超过了十次犯罪。因为犯罪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这，不同样也是犯罪吗？”
王海云对法院、检察院和律师的关系有这样一个比喻：“法官是掌舵的，律师和检察官都是划桨的。只有三方面共同努力，而且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这条船才能走得好，走得稳。这个共同的方向，就是法律的方向，公正的方向。”
“在案件侦查、审判过程中，法官、律师、检察官应该是个等边三角形，法官在上，律师与检察官分列下两个角，被告人站在律师和检察官正中间。法官的责任，就在于认定事实，适用法律，作出裁判，而律师和检察官则站在各自立场，最大限度地利用法律的解释空间，争取法官对自己所持的关于被告的证据的认同。而现在呢？很多时候这种关系变成了一个倒三角，法官、检察官站到了一条线上，把律师扔到一边儿，根本不理你。”
“就是要在这种情况下保持一致吗？我应该怎么和他们保持一致呢？一致的方向又是什么呢？”王海云问道。他说这使他达到了“困惑的顶峰”。
在王海云接手的案件中，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还有很多。
一起影响比较大的挪用公款案。王海云代理后，多次要求会见被告，但是，检察院多次以此案涉及国家秘密的理由，不准犯罪嫌疑人同律师会见。
没多久，犯罪嫌疑人家属找到王海云说：“王律师，我特别信任你，但有个情况我不得不告诉你，他们说你要解除对王海云的委托，我们就放人，否则没门。”
王海云只好答应。果真，这个被关押一年之久的人，真的以“取保候审”形式放出来了。
某市有个大酒店着火了，当时全社会都很关注。认定责任的时候，把一个有功人员抓起来了。这个人是最先发现火情的，报了警，又去救火，而且他的女儿也在火灾中遇难了。王海云作为辩护律师出庭，但被告还是以渎职罪被判了5年。
家属去理论时，有人对他们说：“谁叫你找王海云来着，不找他兴许还不这么判呢！”
“这是一种什么态度？法院为谁执法？律师为谁辩护？律师在执法者的眼中是什么呢？律师的权益谁来维护？”
我对王海云说，在准备这个采访过程中，多次听到过这种论调：现在的大律师，几乎没有做刑辩的了。因为承受不了太多的压力，有些没办法的，就在庭审时睡大觉。
王海云说：“律师，尤其是刑辩律师，是司法腐败最直接的牺牲者。如果连律师都不相信自己掌握的武器——法律是最有力的，那么还有什么，是值得老百姓相信的呢？律师参与刑辩诉讼，还无罪的人以清白，让有罪的人对判决心服口服，就是通过自己的辩护维护了这个国家法治的完整和公正。刑事诉讼，如果没有律师的参与，自由公正地参与，如果所有的律师都在庭审时睡大觉，法治的意义从何体现？”
（《中国青年报》200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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