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年前，在“世妇会”的一次女律师座谈会上，日本律师大森典子提到日本律师团正在帮“慰安妇”打官司，他们需要中国的律师帮助调查取证。这时，康健举起了手。
曾经有一位律师对这项调查开价10万元，日本律师惟恐再碰上一个高价律师，所以先对康健交了底：这项工作是义务的。康健很诧异，她觉得这个问题根本无须说明，为本民族受尽屈辱的女人们打官司，怎么能不是义务的？
康健最初也没有想到这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但是当她一次次翻开那段血泪浸泡的历史，一次次走进“慰安妇”的凄苦生活，一次次面对那满含屈辱的哀怨的眼神，她说：“我已经不是一个旁观者了，我无法作出别的选择。”
第一次去山西盂县取证的经历，康健至今难忘。
在这片贫瘠的乡村里，生活着几十名当年的“慰安妇”。对于这些风烛残年的老人们来说，那苦难的一页，是一场无法醒来的噩梦，也是系在心头的一个死结。
回忆起13岁时的那段屈辱经历，侯大娘哭得差点从凳子上掉下来。那年，她和当村干部的父亲一起被抓进日军据点，当天夜里就惨遭一群日军的蹂躏，随后被强迫做慰安妇。她被家人赎出来时，全身浮肿，精神几乎失常，休息了一年多才能下地走路。因为是在父亲开会时被抓的，从此她一听到“开会”二字，就会吓得往猪圈里藏。这段痛苦的经历使她的婚姻生活非常不幸，她一共结了三次婚。赔偿案尚未有结果，这位大娘已经带着永远的屈辱离开了人世。
曾经是妇救会干部的周大娘是在开会时被日军抓走的，随之而来的灾难给她的身心都留下了难以平复的创伤。她丧失了生育能力，孤苦地走入了晚年。
多年的律师生涯已经把康健磨炼成一个理性的人，可是听着这些大娘的血泪控诉，她不禁泪盈于睫。面对康健，大娘声泪俱下地说：“你帮帮我们吧，我们下了决心才说出来，如果不说，我们就憋死了，一辈子做不成人了。”
康健与本所庞律师一起去寻找日军当年的据点、慰安所，工整地绘出了示意图。她们寻访村里的老人，录制了宝贵的证言。临走时，她把随身带的食物全都留在村里，那里的生活实在太贫穷了。
从那次起，康健的生活就和这些大娘连在了一起。她陪她们去太原体检，去东京出庭。开庭时，日本右翼势力活动频繁，康健为这些勇敢的大娘捏了把汗，每晚要靠安眠药才能睡着。在诉讼中，有的人去世了，活着的人仍然和康健一起在为自己的尊严、为一个民族的尊严而呐喊。
在东京开庭后，一位大娘对日本人说了这样的话：“那些见不得人的事，我们都说了，你们为什么还不承认，我们就是活着的人证啊！”
对于一个律师来说，七年可能意味着很大的一笔财富和很高的名望，对于一个女人来说，7年可能意味着无数温馨的时光，可是对于康健来说，七年是一段厚重的历史，是一次次为了正义和尊严而战。
康健是从业较早的律师，许多和她同时期从业的人都已经是知名的大律师了，可是她并不在意这些。自从接手慰安妇赔偿案，她所在的方元律师事务所几乎成了“慰安妇”案件的代理所，全所的律师都在为这个案件奔忙，其他案件的代理费也都用来支付调查取证的有关费用了。在慰安妇赔偿案后，康健又参与了数起中国劳工索赔案，在山东、河南、山西、河北等省区四处寻访幸存的劳工。
不久前，康健参与的一起劳工索赔案一审被裁决由日本三井公司赔偿，国家不承担责任。三井公司对此的态度是：“不赔偿，不谢罪，不调解。”今年10月，康健将再赴日本，参与此案的二审。
这条漫漫的诉讼路要走到何时，康健不知道，但是她还会一直走下去。康健说：“忘记一个民族的历史是悲哀的。” （《北京晨报》200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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