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西方社会自20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兴起简称ADR的所谓“解决纠纷的另类选择”运动，提倡纠纷解决的非诉讼方式。这一运动的兴起是与西方社会存在的久审不决、久拖不执、积案数量居高不下等“诉讼爆炸”综合症有关。在成熟的法治社会，纠纷解决机制通常由诉讼的、行政的、调解的、仲裁的以及自救的等多元化形式构成，并且纠纷解决趋于社会化。
“诉讼爆炸”如今也在我国“崭露头角”，已影响了审判的质量、效率乃至公正，进而影响司法信用和审判的公信力。作为解决纠纷的第一道防线的调解制度，相对于因“诉讼爆炸”而增加大量的执法力量要节省相当的经济成本，并且，“和为贵”式的调解往往可以起到良好社会效果。因此，实现中国传统调解制度的“创造性转化”，是中国法治进程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学习时报》2002.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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