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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三位清华学人在三个不同的学科领域，发出了不和谐音：马寅初（1911年清华津贴留美生）提倡控制人口；梁思成（1923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46年任清华建筑系主任）呼吁保护古城北京；黄万里（1953年来清华任教）反对三门峡工程上马。三位老人为此承受屈辱与负罪、批判与喝斥、罢官与戴帽。然而，他们的受难，却为清华增添了荣光。 曾昭奋在《读书》第8期撰文介绍黄万里：
黄万里先生是清华园里的一位著名人物。花前树下，常听老教授和教授夫人们议论他：身患癌症，四次开刀，大难不死，都快九十了还给研究生讲新课。我的住处，距万里先生的住所有100多米。我于清华90周年大庆之后，万里先生90寿辰之前，两次登门拜望了他。
1957年，毛泽东“引蛇出洞”。“出洞”第一批的黄万里，于5月底6月初分两段在校内报纸《新清华》上发表了《花丛小语》随笔小小说。校方将《小语》上报毛泽东，毛随即加上“什么话”按语在6月19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出，供全党全国批判。《小语》以《百花齐放颂》（调寄《贺新郎》）开头。毛泽东主席在见到黄炎培副委员长时说：“你家也分左、中、右啊！”又说：“黄万里他把百花齐放的形势写成‘静悄悄，微言绝’，这是什么话！”但毛泽东仍对黄炎培说：黄万里的诗，总还想读。
1957年4月，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动工。同月，在有70多名专家参加的三门峡工程设计方案讨论会上，黄万里孤身一人力排众议，反对大坝上马。
公开反对三门峡工程，又发表《花丛小语》，都成了黄万里反党反苏反社会主义的铁证。黄万里成了右派分子。
万里先生回忆说：“世界上，中国、美国、德国、英国水利工作搞得好。英国占领印度，也治印度的水灾。黄河跟苏联的河流不一样。黄河有泥沙。苏联有建设水电站的经验，但他们设计的三门峡工程，就是不能反对。后来，大坝上马已成定局，我说，大坝底下的几个施工洞不要堵死，留着好排泥沙。这一点大家同意了，但还是照苏联专家的意见堵死了。大坝建成之后，水库内泥沙大淤，才把这几个洞重新开通。8个洞花掉8千万！”“我知道不对，我就要说。我研究黄河，我对国家负责。就像见到一个小孩快淹死了，我就嚷嚷，叫人来救。”
三年之后，三门峡大坝建成蓄水，所引发的灾害一如万里先生所预料：蓄水水位高程离设计水位尚远，水库即发生严重淤积，潼关水位大大抬高，渭河下游积成拦门沙，威胁关中平原。再三年，到了1963年，潼关河床已淤高4米多。又三年，库内淤塞泥沙达34亿立方米，几为设计库容的一半。库区移民上下来回迁徙，啼饥号寒，催人泪下。三门峡大坝不得不在1965年和1969年两次改建，弄得坝身百孔千疮，并一再改变运行方式，效益与原设计相差悬殊。
1971年秋，鄱阳湖清华大学农场因血吸虫病肆虐致人死命，整个农场停办，撤回北京。仍戴着右派帽子的黄万里教授，被安排到三门峡基地继续改造，在这里度过了6年时间。“我上午参加‘学习班’，俯首听批。下午扫地。晚上可以自己想黄河的事。”其间，万里先生在有人监视的条件下，被允许对潼关以上黄河、渭河沿岸做实地考察并于1975年向政府提出治黄方略，但遭到批判。直到1979年，他才被允许在有关专业会议上就自己提出的治黄方略略做讲解。此时，不再受责问受批判了，但并未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我把现行的治黄工作批驳得体无完肤，怎会得到官方的响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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