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日本朋友青木和夫返回日本时，郭沫若托他给安娜带去了一封信及数百美元，在当时经济已经完全崩溃的日本，这笔钱实属可观。青木和夫向安娜详细介绍了郭沫若的情况，包括他已组织了新的家庭的事。安娜没有被这消息击倒，她仍准备去寻找郭沫若。
安娜将家中所有的东西进行了清理，特别将郭沫若在日本期间亲手用毛笔抄写的甲骨文和金文著作的原稿，交给岩波书店老板岩波雄二郎先生代为保管，并特别说明：不经过她的同意，任何人不能拿走这些稿子，包括她自己的子女和亲属。
1948年8月中旬，安娜带着子女和夫、淑瑀、志鸿抵达香港，住到了郭沫若家中。这是他们分别11年后第一次见面。安娜向郭沫若提出了三条要求：1、要负责供给郭淑?和郭志鸿读完大学；2、要给她相当数额的抚养金；3、在上述两条得到圆满解决后，双方登报声明脱离夫妻关系。郭沫若和当时香港地下党的领导商量后，决定由和安娜很熟悉的冯乃超做她的工作。冯乃超对安娜和孩子们说：郭老充分理解安娜和孩子们精神上的痛苦和心灵上的创伤，并希望得到理解和原谅。供给两个孩子读完大学是没有问题的，但后两条目前无法做到。对这样的回复，安娜接受不了。以后又经过多次做工作，郭沫若又答应把他的部分著作权归安娜所有，安娜才勉强接受了这一临时解决办法。
这时于立群已经是5个孩子的母亲了，小的刚两岁多。当时已经住得相当拥挤的7口之家，一下又住进了4个大人，而且关系是那样的尴尬。但她还是忍气吞声地应付了过来。
不久，除了已结婚的郭博留在日本外，安娜和4个孩子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但安娜总觉得她和郭老的关系没有得到彻底解决，要当面谈个清楚，但没能和郭老见上面。
1951年安娜由大连来到北京，郭老还是采取避而不见的办法。安娜在特别生气的情况下，曾自己找到郭沫若家中。
1969年“五一节”后，安娜来北京看望刚从“牛棚”里放出来的小儿子郭志鸿，同时也想和郭老谈些事情。我向郭老转达安娜的要求时，郭老未置可否。两天后，志鸿的夫人顾嘉琳找我说老太太逼着志鸿带她去郭老家。我赶紧见郭老，他考虑了一会儿说：“好吧，我到宾馆去看她。”我建议带两名警卫去，如发生吵闹，警卫扶郭老迅速离开，我来收拾残局。郭老连声说好。
下午4点左右，我们到达和平宾馆。安娜已和孩子们在台阶上等候。郭老下车后，安娜主动上前握手，并风趣地说：“你看来很年轻啊！我已经老了。”郭老说：“你看样子也很健康嘛！”走进客厅，安娜亲自为我们沏茶。谈话转入正题后，安娜问郭老：“郭和夫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几年都不让他工作？”她气愤地说：“造反派说我是个老特务，带回来一群小特务。真是岂有此理！”我们告诉她郭和夫不会有什么问题，他所在的大连化学物理所属中国科学院直接领导，我们回去就给科学院打电话。接着她谈到，她住了多年的上海大厦向她收房租，每天十元，一年要三四千元。她说她没有那么多钱。在郭老示意下，我说，你放心到大连去，秋天你回上海前，我保证给你解决住房问题。
安娜接着又说：“以后如果两国关系允许，希望回趟日本，看看快一百岁的母亲和其他亲属、朋友。”郭老这时询问了她母亲的健康情况，谈话的气氛始终是融洽友好平和的。
1975年夏天，郭老生病住在北京医院，安娜到京第二天就提出要去看望郭老。郭老同意了。当安娜和淑?走进病房时，坐在沙发中的郭老吃力地要站起来迎接她们。安娜快步向前将郭老扶回沙发，幽默地说：“你变了，变得慈祥了，你是会进天堂的。”安娜和郭老用日语交谈，气氛相当亲切。
在我送她们回饭店的途中，安娜忽然想起她照了许多日本旧宅——市川房子的照片忘记给郭老看了。重新回去后，她对着照片一张一张给郭老讲起来，哪棵树高了，哪棵树死后又栽上新的了，院子哪里做了改动了，等等。郭老看得也十分有兴趣，两个人都回到了那段难忘的日子。这是他俩最后一次见面。
郭老晚年多次和我谈到安娜，说她十分能干，善于理家。但她自尊心特别强，看准了的事，别人是很难说服和改变的。的确，安娜是一个宁折不弯的人。（《百年潮》200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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