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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夏，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杨振宁 |
杨振宁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钦佩，不仅是因为他对物理学做出了真正革命性的贡献，还因为他的同情心，他的宽容，他的真诚和正直，总之，是他的整体的人格。
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天，杨振宁在香港乘坐出租车时，同女司机聊了起来。这个女司机的普通话讲得很好，杨振宁就夸了她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她说50年代在北京念过中学。然后，这位女司机问杨振宁做什么工作。杨振宁告诉她，他是物理学教授，住在美国。女司机马上向他请教说，她有一个儿子前一年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他想出国深造；最近儿子通过美国的一个机构联系了一个大学（这个大学的名字杨振宁从来没有听说过），但需要花七到八万港币。女司机问杨振宁，应当怎么办？到目的地后，杨振宁给女司机的儿子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叫杨振宁，我有两点看法：一、复旦大学是第一流的大学，你在复旦念物理较美国任何本科念物理，可以说只会好些，不会差些。二、你在复旦毕业后，很多美国大学会接受你做研究生，并提供助教的位置，不管你是公费去还是自费去，因为复旦在美国是很有名气的。我认为这是你学物理的最好的道路。现在急急忙忙随便进一个大学，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1996年1月14日，第七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在深圳举行前夕，担任大会秘书长的王渝生收到了杨振宁自香港中文大学发来的一份亲笔传真信，信中说：“我定于1月15日下午4时半在罗湖口过海关，请在过海关后右边第一个卖茶叶蛋的摊头同我见面。”杨振宁是应大会组委会主任路甬祥和席泽宗之邀，专程来深圳出席于1月16日至21日在深圳大学举行的第七届国际中国科学史会议的。一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年愈古稀的老人，竟然如此不拘礼节地以一个普通与会者的身份，自己步行自香港过海关到深圳来。王渝生在接到电传后，内心深感不安。于是他向深圳市委书记李子金汇报，杨振宁来深圳不能以暗号接头的方式同他见面，况且卖茶叶蛋的小摊到时也可能不复存在。结果，第二天是深圳市委派专车到香港把杨振宁接来的。
（《奇迹的奇迹》余君、方芳著2001年11月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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