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子涵让小学低年级儿童戴小桥以第一人称口吻讲述了一个个生活小故事，以儿童感觉传达儿童生活的细节——
我叫戴小桥。
可是你们最好不要叫我大香蕉，因为我们班级里的同学就是叫我大香蕉的。我不明白，爸爸妈妈给我起这个名字的时候，难道就没有想到别人会叫我大香蕉吗？他们总说我做事不肯动脑子，可是他们自己这叫做事动脑子了吗？我看也没怎么动。因为如果动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想到，“戴小桥”一叫就能叫成“大香蕉”的。不信，你试试，戴小桥，大香蕉，戴小桥，大香蕉，怎么样，戴小桥——大香蕉吧？
老舍在《我怎样写〈小坡的生日〉》一文中说：“最使我得意的地方是文字的简明浅确。有《小坡的日记》，我才真正明白了白话的力量：我敢用最简单的话，几乎是儿童的话，描写一切了。我没有算过，《小坡的生日》中一共到底用了多少字；可是它给我一点信心，就是用平民千字课的一千个字也能写出很好的文章。我相信这个，因而越来越恨‘迷惘而苍凉的沙漠般的故城吆’这种句子。”我想用孩子语言写出很好的文章的梅子涵完全有资格像老舍这样自信和得意。
也许有人会问，写得有趣就够了吗？是的，足够了。因为对中国儿童文学来说，追求思想、哲理、深沉、忧郁、悲伤都不难，玩儿这些，不正是大人的拿手好戏吗，可是，想把儿童文学写得有趣甚至妙趣横生，可就难了，玩儿趣味性，你得有本事“做一个小孩儿”。可是，梅子涵的《我们的公虎队》不光有趣，还有意味，这就有点儿叫人喜出望外了。其实，真实表现儿童生活世界的作品是不可能只是有趣而没有任何意味的，因为儿童的生活也像我们成人的生活一样，本来就是有意味的。
“汪小中这个人真是很棒。你知道他很棒在哪儿吗？今天放学的时候，我们一起玩儿，他把书包丢了！”当林晓琪猜测书包“肯定被人家偷走了”时，曹迪民说：“‘谁要偷书包！’他早就恨不得把书包扔了，永远不要再背，所以谁还会偷书包？偷一个那么重的书包背着，天天上学做功课，这不是自己让自己不高兴吗？”这肯定是一段令应试教育工作者（包括家长）反感的描写。梅子涵显然是在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心中块垒。
爸爸妈妈“每次发生争论，都是你也有道理，我也有道理。这真是很了不起，不像我们小孩儿，吵架了，被大人看见，被老师看见，要么就是你错，要么就是他错，要么两个人全部错，怎么会你有道理，我也有道理呢？”如果听不出这话里的意味，只能说明我们大人太愚钝了。
“他小时候和我们一样的地方好像很多，可是长大了怎么也能当老师？”这是戴小桥对毛小弟老师产生的疑问。其实梅子涵本人对此是没有任何疑问的，他就像林格伦写《淘气包艾米尔》一样，恰恰对那些淘气顽皮的孩子的未来寄予莫大的信心。因此，我向老师和家长们推荐这本书，建议大家把它当作《教育守则》来学习。
可见，像小孩子一样的梅子涵并非只有小孩子的水平。作为成熟的“儿童”，梅子涵将自己对教育和儿童生命的诠释，“润物细无声”地融进了生动幽默的儿童故事之中。（《中华读书报》2002.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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