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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昌浩是红军中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1931年11月7日，红四方面军宣告成立后，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委。在1936年8月的沙窝会议上，他又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委员。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进入甘肃河西走廊，改称西路军，陈昌浩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副主席。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西路军最后失败了。
兵败河西走廊，是陈昌浩人生中最大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的陈昌浩在中国革命的舞台上销声匿迹，渐渐为历史所湮没。
离开西路军奔赴陕北途中，陈、徐二人曾经歇脚在一个叫大马营的村子中，一个叫但复三的百姓让他们留宿。正巧，但复三是陈昌浩的湖北老乡，高烧不退的陈昌浩住下来养病，徐向前一个人沿着祁连山的戈壁滩昼夜兼程。在平凉，徐向前遇到了由刘伯承、张浩率领的援西军的前哨——耿飙的部队，顺利地回到了延安。在保存下来的红四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后，徐向前担任了副师长，成为八路军中的一员重要将领，建国后成为共和国的元帅。而陈昌浩则没有报告组织，擅自回了老家。1937年6月的一天辗转来到武汉。此后，陈昌浩人生的轨迹与自己的老搭档徐向前迥然相异，这恐怕是两人分手时所无法料到的。
来汉的第二天，陈昌浩来到革命老区湖北英山县，打算在这儿重举义旗，建立一支抗日武装。但当地的反动武装非常嚣张，陈昌浩感到自己的愿望难以实现。此时的陈昌浩思念亲人的心情更加强烈，于是给他在汉阳老家的亲友写了一封信，约他们见面。
在汉口，与阔别10年的老母和妻子、儿子见过面后，陈昌浩了却了一桩心事，然后赶赴陕北。
回到延安后不久，他因患有严重的胃溃疡，被批准到苏联治病。从此，开始了他长达10多年漂泊异国的生涯。
1941年，德国法西斯突袭苏联，陈昌浩被紧急疏散到中亚共和国一个名叫科坎加的小镇。在这里，没有人知道他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和红军最大的一个方面军的总政委。陈昌浩没有什么生产技能，只有到采石场去做苦力。没有医生和药物，粮食紧张，陈昌浩的胃溃疡越来越严重。
日本侵华期间，陈昌浩曾给中共中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写信要求回国参战，但都没有回音。
1942年冬天，陈昌浩接到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聘他为翻译的公函。他很快就奔赴斯大林格勒前线，尽了一名国际主义战士的责任。
1943年，共产国际宣告解散。经季米特洛夫提议，苏共中央把陈昌浩、李立三、冼星海等人找了回来，先后安排他们到苏联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化出版局工作。陈昌浩从此开始从事翻译工作。
陈昌浩的译著《近代世界革命史》、《共产党和共产主义》、《政党论》《列宁文集》（两卷集）等先后在苏联出版。
除了翻译马列著作之外，苏联方面又请陈昌浩主编一部工程浩大的新版《俄华辞典》。旧版是十月革命前编纂的，已经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此后，陈昌浩把时间几乎都用在了这项工作之中。
抗日战争结束后，远在苏联的陈昌浩又多次给党中央写信，要求回国参加工作。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他始终没有收到回信。不久，蔡畅途径莫斯科，专门看望了陈昌浩。通过蔡畅，陈昌浩再次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表达了回国服务的请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昌浩欣喜若狂。1951年初，留学苏联的儿子陈洋生大学毕业了，回国参加工作。陈洋生回国前，陈昌浩再次嘱咐儿子替他代办申请回国的手续。
经过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批准，离开祖国10多年之久的陈昌浩携苏联妻子格兰娜和幼子陈祖莫回到了祖国。刘少奇等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亲自来到北京站迎接他。
出于战友情谊，时任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邀请陈昌浩夫妇和在红四方面军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在徐向前的寓所里聚会。陈昌浩生平的是非功过、浮沉荣辱，集中表现在红四方面军这一历史时期，这是他人生的巅峰。这巅峰上下染着烟火和血色，也是他难以洗雪的耻辱之柱。此时在昔日的老战友徐向前家里，陈昌浩像一个落魄之人，低着头，弯着腰，与他昔日之部属，如今共和国的将军们、部长们一一拱手，表示歉意。当他和前妻、时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紧紧握手时，非常愧疚，连声说道：“琴秋，是我使你受苦了！我……我对不起你呀！”
回国之初，由于工作岗位迟迟未定，闲来无事，陈昌浩便去张琴秋家串门。张琴秋夫妻以礼相待，并将陈昌浩对未来工作的想法转告党中央负责同志。后陈昌浩被任命为马列学院副教育长，后又调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
回国后的陈昌浩曾在许多场合忏悔自己的“罪行”。1962年5月，陈昌浩在武汉与几百名原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士聚会时，声音嘶哑，热泪长流。
他痛心疾首地说：“兵败祁连之事，我实在难辞其咎，二万精英，喋血大漠，共产党10年积蓄的力量，还不曾与日寇一战，就毁于内战战场上。当我想到这些英灵，犹如万箭穿心……”
“我过去对不起毛主席，长征中第二次南下，犯了错误，西路军时打了败仗，但党中央毛主席宽大了我，让我学习，我回国以来，先任马列学院副教育长，这个工作很适合我初回国时的情况，我在教学中可以系统总结一下我的经验教训，继续摈弃一些不合中国国情的东西，为新中国的建设培养理论队伍。后来调我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这真正是搞我的老本行了，可以充分发挥我的特长。在和平建设时期，能够得到这样的任用是不错的，我这是肺腑之言，绝不是外交辞令，也不是违心之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像陈昌浩这样的在历史上犯过严重错误的人在劫难逃。
回国后一直踏踏实实埋头著述的陈昌浩被“红卫兵”、“造反派”们无休止地揪斗着。妻子格兰娜被迫与陈昌浩离了婚，但还是被投进了监狱。格兰娜生的儿子陈祖莫、柏生、洋生被逼得四处奔逃。
1967年7月30晚，绝望之极的陈昌浩吞了大把的安眠药，离开了令他感到痛苦和不理解的世界。这年，他61岁。
13年后，陈昌浩的名誉得以恢复。1980年8月21日，党中央为陈昌浩举行了追悼会。经党中央审定的悼词称：陈昌浩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一生”。历史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它为陈昌浩革命的一生划上了一个完整的句号。（《中华儿女》200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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