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三年来四次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在该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可以看成日本的基础科学在整体上崛起的强烈信号。由于诺贝尔奖的颁发通常有着一二十年乃至更长的滞后期，因此中国不但现在没有，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可能性也极小。相形之下，日本达到诺贝尔级水准的成果目前已不在少数。联想到近年来日本经济虽不甚景气，却依然勒紧裤腰带，异乎寻常地加大对科技的投入，这一现象尤其值得关注。旅美生物学家、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饶毅先生结合今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直言不讳地对中国的科技体制提出了批评意见。
获得今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的三位生物学家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用线虫进行发育生物学和神经生物学研究。自1960年代中期以来，线虫已成为现代生物学主要动物模式之一。目前，世界上有几千位科学家用线虫进行研究，美国中等以上大学普遍有一个或数个线虫实验室，欧洲、日本和中国台湾等地也有。一个突出的缺席是中国内地，只有极个别的人在做线虫研究。
像线虫这样一个在科学界“热门”了近20年的模式，在中国却没有。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科技决策重大项目和方向，常常不是由科学内容和发展规律决定，而是由非科技专家感兴趣的热点来决定。
中国普通的行政人员，应该是给专业人员做辅助工作的，却常常能领导和指挥专家。各机构内部的财务人员，本来只是执行专业领导决策的，却审批甚至决定专业部门的一些具体项目经费。财务人员对科技经费的影响，就变成了对科技方向的影响。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决策一些重大项目和方向有时显得奇怪——一般新闻里的科技热门会被支持，而科技内部本身的热门不被支持，有远见的课题，则更是难以得到支持的原因。
今年得奖的苏尔斯顿在近40年的科学生涯中，只发表了30多篇论文，主要都发表在专业杂志上，以他自己为主做实验的论文没有一篇发表在《科学》、《自然》这样的杂志。在中国现行科技体制里，对他的评价就会有问题，他有可能在已经发表重要工作后还被埋没，或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和支持。
今年得奖的布雷内极喜欢科学交流，对平时的交流和小型会议，有着美好的回忆。在国际上，一些大型会议耗资大而对学术交流作用小，不太受科学家欢迎。而小型的精英会议，有充分的讨论和交流，是科学家争相参加的。
中国和世界科学界相反，有许多力量支持大型会议，而不太支持小型会议。1998年中国创立了一个生命科学方面的小型会议，得到美国科学家包括今年得奖的霍维茨等人的支持，但到实际操作时，中国起初尚有很少的支持，以后就没有了，所以2000年后改在香港举办。
在优良科学文化欠缺的情况下，中国长期出现以人划线、划派的现象。一些杰出的专家常常受制于能力泛泛的科技工作者。像霍维茨那样在做助理教授期间成就卓越的人，如果在中国，却有可能被落后的人以非学术手段限制和拉下。
中国科技体制要作根本的改进，需要很多人、也许好多代人的工作。（《南方周末》2002.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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