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新本中将大革命时期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改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主要有三条理由。一是陈独秀从建党到大革命前期都有巨大功劳；二是长期被看作陈独秀犯严重右倾错误标志的对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让步，对蒋介石、汪精卫等的依赖，以及不重视党直接掌握武装的思想等，都受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共产国际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三是从抗战时期开始说陈独秀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之前一直讲的是“机会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是当时的一种政治考虑。而陈独秀在实践中不存在向阶级敌人“投降”的问题。
其次，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三次“左”倾错误作了新的表述。犯路线错误的领导人对革命也做过好事。比如：瞿秋白对中国革命若干重大问题有深刻见解；李立三是南昌起义的负责人之一；王明主持起草了《八一宣言》等。他们所犯的错误有着深刻、复杂的主客观原因和不可避免性。为此，根据三次“左”倾错误的不同情况和不同危害程度，作了比较大的改动：首先在标题上作了弱化处理，将三次“左”倾错误都不写上章标题，只上节标题；再就是在节标题上也作区别。即对第一次，只称“‘左’倾盲动错误”，不出现瞿秋白的名字；对第二次，称“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不出现“主义”二字；对第三次，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再次，将过去说的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改为“王明右倾错误”。党史专家们普遍认为，过去讲重了。这次，对王明右倾错误作了新的表述：在政治上，过分强调统一战线中的联合；在军事上，对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作用认识不足；在组织上，不服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中央的领导地位。（《北京日报》2002.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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