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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9月2日上午9时30分，记者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第9法庭，第一次见到了刚从秦城监狱押解到庭的“空姐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杨旸，并对她进行了整整2个小时的独家专访。
以下是杨旸的讲述：
飞机上的邂逅，北大门口的鲜花，罗马花园的豪宅，使我爱上了那个年轻的富翁
我今年25岁，出生在哈尔滨，在厦门长大。我从小倔强，性格非常独立，甚至特别偏执，什么事情都自己作主。我性格的形成，跟父母的离异可能有点影响。他们离异后又都各自重组了家庭，母亲跟一个外国人结婚，定居在加拿大。
我毕业于厦门某职业高中，这个学校与厦门航空公司在全省招一个班，30个人，如果考试全部合格就可以当空姐。在学校我是学生会主席，是个很活跃的人物。1997年我做了空姐，领导对我不错，很赏识我，让我在示范组飞。大家觉得我干这行能够干得很好，但我觉得中专文化不够，因为将来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快，对学历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实习半年后，在最后转正的时候，我放弃了合同的签订，而是离开航空公司到北京大学读书，并在北京爱上了郭介明。
说来也是有缘。我在航空公司实习的时候，在飞机上邂逅了郭介明，这一年我21岁。那天是从北京飞回厦门，因为要按照规定巡视客舱，我一路走过去，就看见一个小伙子特别灿烂地看着我笑。当时我觉得这个大眼睛好像上辈子见过一样。
郭介明不停地要咖啡，要可乐，不停地找机会跟我说话。当时要填写旅客意见卡和一些优惠的卡片，他就装作不明白，说你给我留个电话吧，我好找你咨询。我实在不好意思，就留了传呼给他。
后来到了厦门，他就经常呼我，我回过一次电话。除了那个电话，就没有别的联系了。这个期间，他每次来厦门都呼我，但我除了忙于航空公司的工作，还在到处找学校，没有理他。后来我爸爸说，到北大读书吧，专业好，牌子硬，我就到了北大读书，学工商管理。
我和郭介明相爱是一年之后的事情了。已经是开学第二个学期了。突然有一天，楼下的阿姨喊有我的电话。我跑去接，对方“喂”了一声，我也“喂”了一声，我一下就特别清晰叫出了他的名字“郭介明”。虽然隔了一年了，但他的声音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我很激动，这个人竟然还这么执著，还记得我。我就问他怎么知道我的电话，他告诉我，是我把呼机留在了厦门，他呼我，我妈妈回了传呼，觉得郭介明这个人特诚恳，就把我在学校的电话留给了郭介明。
第二天，郭介明就开着车来北大接我。那天他打扮得特别时髦，西装革履，抱着鲜花，身上还喷了香水。就这样，郭介明对我展开了爱情攻势。他这人特别会交际，特别会搞人际关系。他在北京做了10年生意，经历当然丰富。当时他非常向上，非常有朝气，是个充满希望的年轻人，他的自信是很让年轻女孩仰慕的。
他没有告诉我他结婚了，有时候他对我说，你看现在像我这样年龄的人，都结婚生孩子了，你看我多年轻啊，根本不像30多岁的人。那意思是想告诉我说，他还是单身。有一天，他突然让我下课之后去亚运村的罗马花园。我去了才知道，为了离我近一点，他在罗马花园租了一套房子。他跟我说，学校的条件毕竟差一些，就搬过来住吧，我就搬进了罗马花园。
他在老家早有了孩子，而我又怀了他的孩子。我给他期限，让他在一两年内离婚
因为生活在一起，他的一些事情就瞒不了我了。我问保姆，保姆支支吾吾不肯说。虽然我爱郭介明，但我不能容忍他欺骗我，尤其是他在老家泉州有了妻子和孩子。
就在这个时候，我怀了郭介明的孩子。因为是第一次怀孕，我很害怕，又在学校里，就瞒着家里把孩子处理掉了。我对他说，我给你一段时间的期限，一两年内，看你怎么处理那边的事情，然后决定是否分手。
转眼到了1999年的春节，我跟郭介明一起回福建过年。我对郭介明说，在春节期间，你要把你家庭的事情解决了，毕竟我在你们夫妻之间存在着，这种关系不能再持续下去了。他虽然答应了，但做起来还是有顾虑的。腊月二十九那天，他从泉州来厦门找我，虽然没有谈他家庭的事情，但我们两个人心里都明白，这个春节他必须跟妻子摊牌。
初三的时候，郭介明来找我，说大年三十，他在家里闹了一场，他妈妈又哭又闹又要上吊，问我怎么办？我说，不是我逼着你怎么办，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处理。
过年后我们回了北京。刚到北京，郭介明的妈妈就以生病要到北京治疗为借口，和他爸爸一起来北京看看我们是什么状态。他们在北京住了几个月就走了，郭介明父母对我们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他们基本能够接受我，但也不想放弃泉州那边的龚海蓉，毕竟已经有了孙子。郭介明的父母还跟我说，我们也不想伤害你，你看郭介明这么喜欢你，将来你要有了孩子，也是我们郭家的孩子，也是我们半个儿媳妇。
这是1999年，我22岁。到了下半年我离开了北大，跟郭介明生活在一起。这时候我产生了出国读书的念头。我出国两个目的，一个是学习，提高自己的水平，二是逃避感情，互相给对方一个思考的空间。我的父母都出过国，尤其是母亲，常年定居国外，他们希望我能够出去读书，郭介明也很支持。
2000年4月，我去了瑞士读书。本来以为这样我们两个人可以冷静一下，但实际上根本冷静不了。他的电话不知什么时候就来了，有时候上课也会打来。
每次回国，我都发现郭介明的变化越来越大，越来越物化。跟郭介明合作的那个香港老板对郭介明的影响很大，那个人每次来北京都会换女朋友，那个人在南方有3个老婆，5个孩子。我不喜欢郭介明跟这样的人在一起。为了应酬，郭介明天天在KTV包间里莺歌燕舞。有一次我从国外回来，去找他，正好他跟客户在KTV包房里，他还把手放在人家小姐的腿上。我特别生气，把手上的包一下砸在他身上，在那里大闹一场。
那一次，他觉得我很不给他面子，把他的客户给得罪了，往回走的时候，他越想越生气，我们一路吵闹着回家，快到家的时候，他气急了，从地上拿起一块砖头，照我脑袋打过来，把我打得头破血流，去医院缝了3针。但我想，一个巴掌拍不响，我也有不对的地方，加上他后来又道歉，我就原谅了他。
给他妻子下毒，又亲手杀了他，我用尖刀结束了我们的恩恩怨怨
我又要回瑞士了，去机场送我的时候，郭介明告诉我，在我出国期间，他在现代城买了一套房子，是用龚海蓉的名字买的。郭介明解释说他是港商身份，现代城的房子是内销房，不能卖给。郭介明还告诉我说，我回瑞士后，龚海蓉就要带孩子来北京，是郭介明的父母提出来的。我一听就明白了，他们是要巩固夫妻感情。我问郭介明是什么态度，郭介明夹在我和龚海蓉之间很为难，既想跟龚海蓉分手，又有儿子和父母。我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就在首都机场，我临时决定去泉州。我想，我可以替郭介明去跟龚海蓉谈谈，让他们分手或者想办法让龚海蓉来不了北京。我把去瑞士的机票换成3天以后的，买了一张机票去了泉州。我正不知道怎样让龚海蓉来不了北京，恰好我在报纸上看到一个小孩喝了水银肚子痛，就买了10支体温计砸碎，找了个小瓶装了水银，想给龚海蓉喝下去。我想起郭介明曾经提起过给龚海蓉办理移居香港的事情，就给龚海蓉打电话，告诉她我是办理香港移居的人员，约她面谈，龚海蓉答应了。
我们见面后，她问了我去香港的情况。我说移居香港要作身体测验，就给她一张避孕试纸，让她含在嘴里，接着我就让她喝了水银。见她喝完水银之后，我很害怕，匆匆找了个借口离开了，赶忙回了北京。我让龚海蓉喝水银的事情，郭介明当天就知道了。而我赶忙回了瑞士。
在瑞士我一直忐忑不安。但事情已经出了，后悔也没有办法。好在后来龚海蓉经过多方治疗后痊愈了，没有留下后遗症。
经过这些事情，郭介明开始疏远我，我对我们感情的事也心灰意冷，打算跟他分手。这个期间，已经移居到加拿大的妈妈打算让我到加拿大念书。
2001年4月，我从瑞士回国办理去加拿大留学的签证。虽然郭介明因为我给龚海蓉下毒的事情疏远了我，但我们仍然交往，他也经常帮我去办签证。那时候我和郭介明的关系已经心照不宣。以前我和郭介明是同居，现在他在现代城的房子，连钥匙都没有给我。在等待签证的期间，我在外面租了个房子住。
2001年6月27日晚上12点之前，我从我的住处打车到了现代城，在郭介明家门口等他。因为生意上忙，他经常晚上12点才回家，我就赶在这个时候去找他。12点左右，郭介明回来，一见我就问，你怎么又来了？我说，我想见你，有事跟你说。他说，明天早上我还有事情要早起，你回去吧。我没有走，他把门打开，我们就进了门。
进门后，我们两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我问了他一些最近的工作情况，他没怎么理我，就进了卫生间。我听见他在卫生间打电话，好像是给一个女孩打的。我很生气，关掉电视，就脱了衣服上床等着他。他进卧室后，我跟他说我有了男朋友和一些气他的话。他很生气，一下子过来把我摁在床上，疯狂地跟我做爱。
完事后，郭介明睡着了，但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想起刚才他打的那个电话，我想看看他是给谁打的，就拿了他的手机和电话本对照着看。大概是听到手机按键的声音，他醒来后看我查他的手机，非常生气，边抢夺电话本，边打我，一边打一边骂我说，就不该让你进来，上次就该打死你。他跑到储物柜去掏东西，我知道里面有把锤子，就往外跑。他拿了一把刀子追了过来。我把电话本甩给他，把手中的衣服和包扔到他脸上，趁这个时候，我冲过去按住他手上的刀，只听他“啊”了一声，可能是刀子碰到他身体什么部位了。这时候我已经抓住刀柄，在抢夺中，我一使劲就把刀子捅到他肚子里。我立刻把刀拔出来，我们都愣住了，对视了几秒钟，他突然把我推向大门口，大喊，救命啊，有人杀人啦。我在跟他的抢夺中，又把刀刺向了他的脖子和胸部，总共有十几刀。最后我们都没有力气了，我和他面对面坐在地上，他说，你走吧，我恨死你了。我把他抱到洗手间，把房间里的血迹打扫干净，把带有血迹的床单和窗帘放到洗衣机里洗了。然后找了个垃圾袋把刀子和擦拭血迹用的手纸和毛巾装好，拎下楼，开着郭介明的奥迪车，到附近的一个小区里扔掉。然后我打车回我租住的地方拿了一个大箱子，又返回现代城。我用垃圾袋把他上半身套起来，放进箱子里。因为箱子小，放不下他。我就下楼去附近的蓝岛大厦买一个更大的箱子。等我回去，还没推开楼道的门，就听见保姆李大嫂在报警。我想可能是她发现了郭介明，就赶紧离开了现场。
我在郭介明的奥迪车里哭了一会儿，接着回到我租住的地方收拾了自己的行李，然后去一家医院治疗手上的伤。
几天后，我在亚运村一个地方租了房子住下来。我当时不知道郭介明是死是活。这个期间我还一直在上课，学英语，准备去加拿大读书。我一直想打听郭介明的情况，但我不敢。直到2001年10月8日，我去加拿大大使馆办理签证，被警方抓获。
采访结束的时候，记者提出给杨旸拍几张照片。在记者拍照的时候，因为法官在场，杨旸突然对记者说，你问了那么多，为什么不问问我现在是怎么想的。我说你说吧，杨旸看了看法官，说了如下的话：既然我做了这个事情，就会勇敢地去承担。我跟郭介明的关系不知道法律上怎么界定，我认为是实质的婚姻关系。我不应该对郭介明下毒手。发生这个结果既是偶然，也是必然，一是我不懂法，二是性格比较倔强，处理事情比较容易偏执。如果当时冷静一点处理这个事情，去自首或者尽快去救护，他也不会死。在感情方面，我想彻底忘记郭介明，忘记我们之间的相互伤害。现在我特别痛苦，感到特别不值得，他也不值得…… 2002年9月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和盗窃罪一审判处杨旸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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