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读者说，几年前当地一位名叫张希生的老人对“鸡头”现象进行了调查，掌握了大量事实，并带领一些受害女孩家长进行抗争，但这些抗争几乎没有任何作用。
几天后，记者前往张希生老人的家乡溆浦县低庄镇展开调查。
溆浦在湘西，从长沙坐车西行，还有近十个小时车程。这是个有文化底蕴的地方：两千多年前，屈原曾流放于此，并写下了千古名篇《涉江》。
11月16日，冒着蒙蒙细雨，在换乘了火车、长途客车、小公共汽车和“慢慢游”（当地对简易机动车的称谓）后，又踩着泥泞在乡间小路上步行了一个多小时，下午七八点，记者终于到了张希生的家———溆浦低庄镇荆湖村。
在溆浦，张希生是个大大有名的人。村民们对他的评价是：嫉恶如仇，为人热忱，好打抱不平。更难得的是，他懂政策和法律，所以村民们有事总爱找他。根据张妻的介绍，多年来张希生共协助当地警方破获了300多起案件。
“晚了，你们来晚了，他现在进监狱了。”张妻说。年中，62岁的张希生在带领一帮老人到有关部门反映一情况时，因人群中出现过激行为而被抓。9月，张以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罪被判7年徒刑。
将挤在门口看热闹的孩子们赶走后，张的儿子张妙林小心翼翼地从里屋找出一个油纸口袋，低声说：“这就是村民们反映的材料。”
这本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厚厚材料，张希生花了几个月时间才整理出来，它记录了该镇7名被骗外出卖淫少女及其家人的血泪控诉。这本能侥幸保留下来的控诉状，真实记录了发生在少女们身上的令人发指的一幕：
1998年12月2日。一个令低庄阳兴村农家女小莲（化名）终生难忘的日子。她和同村女孩小翠（化名）、荆湖村的小菊（化名）、月塘村的小梅（化名）——她们的年龄在14至16岁之间——在邓娟等当地女孩“到外面玩玩”的游说下，被从家门口带离开。
后来证实，邓娟等是受“鸡头”龚海建指示的。邓娟早年被龚海建带出去，现在成了“二鸡头”。
第二天，在龚海建等人的带领下，小莲等4名女孩被骗到广西贵港市一家旅社住下。当晚，在夜幕的遮掩下，罪恶上演了。借助小莲、小翠等人的回忆，我们得以接近那个血泪斑斑的夜晚：
“我听到小翠的房间里传来噼噼啪啪的打斗声和哭声，起身去看。原来张贻胜（龚海建同伙）摸到小翠的房间，捂住小翠的嘴，要强奸她；小翠不从，挣扎着跑到窗边，说：‘谁敢逼我，我就从楼上跳下去。’张贻胜走过去，噼噼啪啪就是几个耳光，又两脚踢在她的小腹上，说：‘你觉得老子不好，那你就和张明（龚海建同伙）睡去！’小翠仍然不从，张贻胜将她的鞋脱掉，用鞋打她的嘴，我看见小翠的嘴血沫飞溅，脸一下子就乌青着肿起来。” ——摘自小莲1999年3月28日控诉材料第12页
小莲、小菊、小梅分别遭到龚海建同伙的强奸，小翠幸免。
第二天白天，小翠曾想买刀片割腕自杀，但她没钱。这天晚上，她最终没有逃脱厄运：
“张贻胜过来抱我，我一动他就打我耳光。他用一只手箝住我的手，用一只脚扣住我的脚……” “我恨死了他们，我说我就是走路也要走回去。可是他们不许，张勇说，‘你得接客去，接了客有了钱，你就可以回家去了。’” ——摘自小翠控诉材料第8、20页
随后小翠被“以50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50多岁的老头子”。
4名女孩就这样在贵港开始了卖淫生涯。在那里她们遇到了很多来自低庄的女孩。不久，4名女孩中的3名分别被带到南宁、深圳、北海，在那里，她们也遇到了很多低庄女孩。
除了这4名女孩外，材料还附带另外3名女孩的控诉，其中一名女孩是张希生的外侄孙女，她被拐带强迫卖淫时只有13岁。而另一名13岁女孩小华（化名），在小莲等4名女孩被带出后的第二天，被双井乡人张某等带走，在40多天里接客70余人，后来患上了严重的性病。
为了找回女儿，小莲的家长们曾想求助于警方，他们到低庄镇中心派出所报了案，却石沉大海，没有音讯。
无奈之下，古月瑞（小莲的父亲，化名）、张刚（小翠的父亲，化名）等决定自己去找。这时他们已知道女儿是被龚海建一伙带走的，他们找龚海建的父亲要人，哪知龚父哈哈大笑，斜着眼睛，嘴角一撇说：“你们还想报警？我儿带女已不是一两回了，你听说谁来抓过他？再说，低庄这么多‘鸡头’，你又听说谁被抓过了？”
最后，被逼缠得无法脱身的龚父被迫带古月瑞等前往贵港。其时小莲已被带到桂林卖淫，一直等到晚上6时，古月瑞才看到自己的女儿：她面黄肌瘦，浑身发颤，不敢说话。但他什么也不敢说，在接女儿走时，他看见一群群“鸡头”“恶狠狠地”盯着他俩，眼神“像要杀人一样”。
同去的小菊母亲则没有这般“幸运”：“鸡头”并未如约将小菊带来，伤心绝望之下，她跑到小菊“上班”的旅社门口哭喊起来，但“谁也没有理她”。
愤怒之下，古月瑞决心联合其他几个家庭，向公安局举报。但是他们跑了很多次，也没有结果。后来经人指点，他们找到了张希生。就是从这时起，张希生老人带着他们走上了漫漫求助路。
1999年初，他们偶然中听说低庄派出所将一名涉案“鸡头”抓获，曾非常欣慰，以为正义将得以彰显，但很快便失望了：这个“鸡头”不久就被县公安局放了。
惟一的“胜利”是找回了小菊、小梅二人。为了让她们回家，她们家人各出了1500块钱，作为办案人员的“差旅费”。关于此事，张希生和一名办案人员有过一段值得玩味的对话：
张问，你们办案怎么向受害者伸手要钱？对方答，暂时由他们垫支一下，等抓到罪犯弄到钱，再还他们。张希生又问，按国家规定，你们不是吃公粮的吗？答，这个规定那个规定算得了什么数？镇上说了才算数！
2002年11月19日，湖南某监狱内，张希生接受记者采访。
“这些丧尽天良的家伙，个个都该判死刑。”尽管是在监狱的会客室里，这个倔强坚毅的老人仍然斗志昂扬，声音洪亮，透过铁栏杆望去，老人的眼神有一种难以言传的犀利。
低庄到底有多少“鸡头”？
老人说，几年来，他对低庄每个乡村都作了细致入微的调查。他采取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抽样调查的方法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每个村都有数十个“鸡头”，低庄镇共有25个村，按最保守的统计，整个低庄差不多有500到800个“鸡头”。
11月23日，记者从溆浦警方得到一个非正式统计的数字，一名警官说，通过他们多年的观察，低庄的“鸡头”估计有近千名。
“鸡头”的产生，应追溯到90年代初期。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那时湖南刮起了一股南下打工潮。一些既无文化又无资金、技术，更不愿意吃苦，却又梦想一夜暴富的人打起了拐卖妇女的主意，但很快他们就发现：组织卖淫来钱更快，这些人就摇身一变，成了“鸡头”。
“鸡头”在9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一批“鸡头”很快暴富起来。记者在低庄采访期间，不时听到类似的“传说”：谁谁谁当年如何如何，后来收手不干了，家中资产若干等，说者口沫横飞，艳羡之色溢于言表。
一名收手的“鸡头”透露，“鸡头”一般是有组织的，而且很多带黑社会性质。
一个大的“鸡头”组织，内部有严密的分工：有“扎地盘”者，负责到一个地方“开辟市场”，交结官吏，寻找靠山，并负责协调和其他“鸡头”组织、黑道帮会的关系，有时还充当打手；有“带货者”，负责在家乡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组织“原材料”，并送到目的地；有“媒子”，负责引诱、劝化、培训被拐来的女孩，最终让她们完成“职业化”过程。
一般来说，“媒子”通常由曾经被“鸡头”拐出卖淫、后来被驯服变得死心塌地的女人（“二鸡头”）担任，她们引诱女孩不容易引起戒心。当女孩不从时，往往是“鸡头”唱红脸，她们唱白脸，用“在家呆着有什么好，不如跟我们出去赚钱”之类的言语进行洗脑。培训的内容，包括强行组织女孩观看现场性交表演，以去掉她们的羞耻心和防卫意识，传授“职业”技巧，并进一步教会她们如何从嫖客身上蒙骗、诈取更多的钱财。
根据小莲、小菊等的指控，以及张希生的调查，龚海建一伙就是很典型的一个“鸡头”组织。但龚海建一伙并非低庄最大的“鸡头”组织。张希生说，最大的要算陈某，一个村的村委会主任。陈过去当“鸡头”时，手下控制着至少100多个“鸡头”。这个说法在警方那里没有得到完全的印证，警方同时说，“他现在好像已经不再做‘鸡头’了”。
那名已收手的“鸡头”说，和那些单打独闹的“鸡头”相比，“鸡头”组织显示出强大的威力，单独的“鸡头”一般只敢对一个女孩下手，“鸡头”组织可以一次性对一大批女孩下手。“鸡头”多以“大家一块出去玩”、“介绍到某地打工”、“谈恋爱”等名义引诱女孩，一旦出门就施以暴力迫使其就范。
在低庄，说起“鸡头”时人们会是怎样的一种表情？愤怒？不齿？鄙夷？嘲笑？
“不，你错了。”某村村民王福成（化名）神色平静坐在记者面前，悠闲地点上一支烟，“只要能赚钱，做什么不好？现在谁还管什么面子不面子？”
王说，在当地很多人眼里，做“鸡头”就像做厨师、做买卖一样，是一种平平常常的职业。大家更关心的是能不能赚到钱、能赚多少钱，“谁关心它合不合法，龌龊不龌龊？”
王有个邻居，是个带着两个女儿的寡妇，前几年，受“鸡头”启发，寡妇带着两个女儿到了福建。几年后回来，寡妇将自家的房屋翻盖一新，两个女儿艳丽的服饰也晃得人心慌。起初，村民们还在背地里“撇撇嘴角，指指点点”，后来王就发现，大家似乎对她家漂亮的家具更感兴趣。
王福成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低庄在生育观念上发生了重大改变：别的地方是重男轻女，而低庄却是重女轻男。在一些人的眼中，生十个儿子都比不上生一个女儿。
据说在低庄，当经济不宽裕时，男人特别是年轻男人已习惯了鼓动妻子或女友出去卖淫，他们并不一定是“鸡头”，但只要能赚回钱，是不是“戴绿帽子”的议论，他们不在乎。
这种现象已经影响了当地年轻人的择偶观。王福成说，一些低庄青年在交女朋友时，首先注重的，不是女孩人品好不好，而是女孩有没有“卖相”。“的的确确是这样。”见记者半信半疑，王福成赶紧声明。
人们对“鸡头”的情感变得微妙而复杂起来。“按道理，我们应该恨他们才对，可有时候我们又对他们心存感激。”低庄荆湖村一位村民说。
前年，他们村两名女孩被一个女“鸡头”带到外地，没过多久，女孩家开始源源不断地收到女孩的汇款。于是，她家人不再抱怨了，“听到有人说对‘鸡头’不利的话时，还站出来帮她说话”。
11月24日，记者离开古月瑞那间破旧的房屋时，他迟疑着说：当初他们冒着被报复的危险，吃那么多的苦，一定要讨个公道，并不完全是为了自己的女儿，也不是想得到赔偿，而是希望警方惩治“鸡头”，使乡亲们不再受到“鸡头”的侵扰。但是，他现在越来越弄不明白了：“为什么有些女孩自己要主动出去？还有人指责我们多管闲事？”
他小心翼翼地问：“你说我们错了吗？”
在溆浦采访的日子里，记者一直未能见到7个被“鸡头”改变了命运的农家女孩。
根据古月瑞等人的描述，这些女孩已纷纷于2000年前后外出。在张希生们的上访努力屡屡受挫后，她们已失去信心。
以下是记者了解到的她们的去向：小莲、小翠，她们在深圳的一家企业打工，每天加班到深夜，月工资只四五百元；小梅和小华，都得了严重的性病，没钱治疗，最终返回贵港，重操旧业；小菊和另外两名女孩的下落，迄今无法知道。有人说，她们在打工，也有人说，她们到别的地方“另立山头”去了。
七个女孩里，年纪最大的也还没有二十岁，她们的青春之花还没有开放，就已经凋谢了……
（《南方周末》2002.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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