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仅仅是一边倒的讴歌,那就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了。问题出在纪德在礼赞的同时,还“不合时宜”地说出了一些逆耳之言。他批评了在莫斯科见到的那种千篇一律的社会平均化现象。“人们都异乎寻常地穿得一样。”“如果能够看到人们的思想的话,无疑地这种千篇一律也一定反映在人们的头脑里。”他批评那里长久以来的物质匮乏,“使得人们只要得到一点点东西就很满意了。”他批评那里的产业工人“异乎寻常的懒散”,甚至可以说有点“萎靡不振”。在纪德的苏联游记中,对苏联批评得最为严厉的是这样的一些话:“现在要求人们听话、服从。要求大家赞同苏联所做的一切,而且不是无可奈何的赞同,而是诚心诚意地,甚至还要满腔热情地赞同。……哪怕一丁点反对意见,一丁点批评都会招致最严重的惩罚,人们立刻就噤若寒蝉了。”
纪德坦荡荡地说出了自己的逆耳忠言,他认为自己这样做,才会有助于苏联以及它所代表的事业。遗憾的是,纪德的灼灼情怀却被曲解了,甚或被污蔑了。说了真话的纪德被粗暴地推到了“腐朽的没落世界”那一边。
人们不妨设想一下:假若纪德那些逆耳忠言,果能为自己忠告的对象所接受而不被视为异端,这场曾为亿万欢欣鼓舞的人民所热切拥护的“前无古人的尝试”,难道竟会夭折得如此容易吗?(《随笔》200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