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一直是中国文化界的焦点人物，这次他的新著《借我一生》引起的风波也不例外。事件的焦点还是集中在余秋雨的“文革”问题上。
值得深思的是，那些把余秋雨说成是“文革余孽”、“四人帮文胆”的批判者，一直以来都没有找出强有力的证据来证实这一点，即便一度公认是余秋雨所作的《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作为著名的文化学者，余秋雨当然是可以批判的，但任何的批判都必须以事实和证据为前提，也必须在理性、负责的语境中展开。关于余秋雨的历史问题和散文得失，显然需要一场更严谨的历史考据和文学分析来为其定性，但在没有发现新的证据以前，余秋雨的那点历史
问题理应获得宽容，比余秋雨严重得多的人都已获谅解，我们没理由让当年才二十出头的余秋雨独自为“文革”忏悔。
当然，宽容余秋雨，并不等于要为他开脱什么，而是给余秋雨一个冷静的反思空间，同时也提醒余秋雨的批判者：批判余秋雨，除了要找到更有力的证据外，或许也该换一个角度
了―――如何让自己的批判既符合现代理性，又能准确地命中目标。如果反反复复说的还是那些不能证实的所谓“罪名”，并据此将余秋雨的学术和散文成就也加以抹杀，那再有耐心的读者也会厌烦的。
《新京报》7.28 谢不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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