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地下室也是在北京
走过弥漫着混
这个刚满18岁的女孩来自黑龙江边的一个叫木棱的小镇。秋天的北京阳光明媚，地下室显得更加阴暗潮湿，“我白天都在店里，每天很晚才回来，环境不好也凑合了，这里特别脏，蟑螂到处都是，水房和厕所经常堵塞，脏水漾得到处都是。所以我一般都在店里刷牙洗脸。”她告诉我，房子是老板租的，整个地下室大概有三十几间小屋子，虽然大小不一，但都非常简陋，只有一床。每个月租金200多块钱，在北京再找不到这么便宜的了。住在这里的人都是周围发廊、饭店的服务员。大家互相都不认识，谈不上邻里关系。刚来的时候，房东很照顾王欢，经常给她一些帮助，“可后来他老婆觉得我勾引她老公，每天凶神恶煞一样，我就不跟房东说话了。哼，谁稀罕，他起码得有五十岁了！”说这话时，王欢一撇嘴，表现得很不屑。
王欢说她自己是典型的东北人，性格倔强。她刚来北京就背上3000块钱的债。开始，王欢投靠的老乡在定福庄附近做剪发的大工，她随着大工做了几个月以后，觉得一个月200元的收入太少，而且手艺还被人取笑，想跳槽又怕得罪老板，所以她选择了偷偷逃跑。谁知道更惹怒了老板，为了她，大工和老板的人打了起来，欠下3000元的医疗费。“事由我起，我就得还钱，要不我无依无靠的他们饶不了我。”现在的老板对王欢很好，工资也长了不少，“每个月能有600块呢，”王欢眼睛一亮，“可是除了买东西，都还债了。”她的眼神转而又暗淡了下来。
“我有两个愿望，第一是春节回家的时候攒够1000块钱给我妈带回去，第二就是临走前到天安门照几张照片，显摆显摆。”王欢说。
报地下室的仇
喜剧演员李琦说：“我的特色就是‘报复’心理强。”说这话的时候李琦乐呵呵地坐在距离西山不远的、明亮宽敞的家中。十六层，是这座楼的最高层。当初挑楼层时大家都不要顶层，只有李琦直奔最高层而去。现在李琦还在说：“它要盖二十六层我还要最高一层。它要盖四十六层我还要最高一层。不是我喜欢住最高一层，是因为我不幸地住过最低的―――我这是报地下室的仇！这心理挺儿童的吧？实际上潜意识里就是地下室住怕了，苦日子过怕了。住地下室那时候没有窗户没有天，可现在我只要打开窗户朝外看：天！我专门要阴面朝北的房子。南面的窗子一推开全是楼，我的窗子一推开远远望去就是西山。别人要到山上看红叶，我在家拿一望远镜：看见啦！这是天大的景啊。”
以前在西安的时候，李琦有个28平方米的所谓一室一厅，一切非常简单，只是为了生活。但那毕竟是套正规的房子。1992年初到北京后，他就连这样一个普通的家都没有了。最初的十五天住在防空洞改成的招待所里，然后搬入大约40平方米的两间地下室。用水要到外面打，所以每天最大的工程就是两件事―――倒脏水和打净水。在李琦的说法里，那只是两个要窗户没窗户、要水没水、要什么没什么的“空间”。他们就在这样一个根本称不上“室”的地方生活了将近七年。1998年初李琦终于回到了地上。虽然只是军营中十二三平方米的一间小平房，但是有水了，做饭如厕可以不必再出屋。也是在搬到这里以后，李琦入了伍，进了武警文工团，再然后就搬到这里了。
卖盗版的人
居民社区的地下室，除了住人，还有很多被周围商贩租来做仓库，或者做一些卖饮料、打印复印这样的小生意。在这中间有一种住户很奇怪，通常大门紧闭，没有人带领很难发现，但从进进出出的客人又能看出他们不愁生意。老板叫自己文化人，只不过这种文化是地下文化。
第一次和他们接触是在马路上，突然有个小伙子凑上来压低了声音询问：“要光盘么，最新大片，看了保证不后悔。”在他的带领下走进房间才着实吓了一跳，十五六平方米的屋子里摆满了一排一排的架子，有上万张光盘，从最新大片到名著经典，从日韩漫画到欧美卡通，品种齐全得甚至能找到中国水墨动画片。看店的是一个40岁上下的中年男人，很健谈。他说他每天上两次货，一次就是两三百张。他拿出目录，上百页密密麻麻地写着各种影片名字，说店里没有的就在这里找，可以订货。真是“服务周到”。
我再次来寻找这家店的时候，已是人去屋空。询问邻居也都摇头说不知道，几经周折，有人透露他们现在已经换地方了，可以到他们卖游戏软件的店里问问。在一个小商品批发市场找到了这个卖软件的柜台，看店的是一个20岁出头的男孩，说明来意以后他很高兴，像见到老朋友一样小声说，最近查得太紧。他带我下了楼，七拐八拐进入一间地下室，桌上码放着三四书包光盘，大约四五百张。规模远没有上次那么大，他说，前几天“家里”出事了，以前看店的那个男人一夜之间把所有的货都卷走了。“大概八九千张，四万多块钱呢。”
年轻人说自己叫李斌，今年刚22岁，这个店是他和一个浙江人合开的，“你以为我们干这行容易啊！防着执法部门，防着同行，连自己人都不能相信！”他说，光在地下室搬家就有三四回了，都是知情人举报的，因为他们生意好，让别的商贩嫉妒。前几天也是，刚搬了家，第二天货就被卷包了。他说钱还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货，近一万张是几年积累下来的，这次打击很伤元气。按他所说，盗版也分等级，很多盗版是私人小作坊加工的，质量差，就是凑合，一茬买卖。质量最差的就是大家所说的黄片，成本非常低，也就七八毛钱，卖得也贵。因为风险大，盗版光盘如果被查抄，只没收货物，罚款。但是那种盘不一样，“连我都得给带走，弄不好得住监狱！”他口气很夸张。
这间地下室很隐秘，在楼道的最里面，李斌说现在国家打击力度特别大，一旦逮到就狠罚。很多正版出品公司也采取了相应措施，每当发新片，公司就有人扮成顾客来打听，一旦发现就会向有关部门举报。正版的盘也越来越便宜，很多音像店是进价多少卖多少，根本没有中间利润，靠的是一段时间以后出品公司按照销售数量退还给商户一些钱，行话叫“返点”。
这样几面夹击，盗版的生意越来越难做。这个学计算机专业的老板最后告诉我，他是大专毕业，也不想再做这种生意了，想过几年转行，用他的话就是：“成天这样不见天日，憋闷！”
只要心里有阳光
韩阳和小茹是一对新婚夫妇，和很多城市白领一样，俩人月收入都有四五千元，他们白天工作在北京高档的写字楼，下班后拥有一个两居室，80平方米温馨的小家。
可在这之前他们都分别有过一段住地下室的经历。小茹是兰州女孩，学计算机专业的她在老家有一份不错的工作，28岁的时候，她心血来潮地想改变一下生活，只身来到北京。刚到时没有工作，她为了省钱租住在学院路一带一间12平方米的地下室里，与她同屋的还有5个女孩子。有的是来求学的，有来找工作的，有的是大学毕业没有考上研究生、准备复习重考的，大家都有自己各自的目标。说起那段时光，小茹印象深刻，夏天屋外暴晒，地下室却潮湿阴冷，被子都能拧出水来。有个来自北方的女孩子特别不适应，犯了风湿病，疼得连路都走不了。所以她们特别珍惜出太阳的日子，她们把被子抱到周围大学的家属区，晾在单杠上。开始有的人不愿意，说她们占用了公共体育设施，可摸着她们湿乎乎的被子，也心疼起来，随她们晾了。“那时候，累了一天，最喜欢的就是盖着晒过的被子，闻上面阳光的味道，”小茹笑着，“快睡着的时候，有到家的感觉。”
日子很艰苦，地下室规定不能有明火，不能私拉电线，馋了的时候她们就偷偷煮鸡吃，可提心吊胆煮出来的总是半生不熟。小茹说那时候大家都有种前途未卜的感觉，压力都很大，但有时为了互相安慰，也找些小快乐，比如站成一排在公共水房洗衣服，讲各自的家乡和特产。比如定时打扫卫生，把这个临时的家收拾得干净整洁。但大部分的时候她们都是绷紧了神经，晚上没有人在屋里休息，都跑到周围大学的自习室念书学习。
就这样，她们在一起共同度过了整整一年的时间。后来因为“非典”，地下室不通气，她们才纷纷搬出来。后来大家再没有机会见面，只是听说所有人都基本实现了目标。有人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有人考上了广播学院的研究生，还有人到英国留学去了。小茹对自己现在的生活也很满意，她说：“我一直相信困难只是暂时的，只要你心里充满阳光，总有一天能搬出来。”
韩阳是北京人，租住地下室是因为拆迁周转。比起妻子，韩阳住的地下室条件就要好很多了，有独立的厨房、卫生间，卧室还有一个窗户；属于半地下，租金也贵很多，每个月1200元。但最大的问题就是每天都有人在窗前走过，有车开过，灰尘从窗户进到屋里,特别脏。加上旁边就是一个小饭馆，蟑螂很多，按他的话说：“都成灾了，夜里起夜，打开灯，就看见厨房、卫生间都是蟑螂在密密麻麻地爬，用多少药也没用。”他说这根本就不算家，也就是个能睡觉的窝。韩阳在这个窝里住了半年，后来认识了小茹，为了能每天接她下班，他放弃了这个离单位只有一步之遥的住处，搬到了南辕北辙的学院路附近。
从南城到北城，在北京最明媚的季节我们穿梭在北京的地下世界。这些阴暗潮湿的城市角落承载着人间百态，承载着对于生活更多的迫切希望。
（《北京纪事》2005年第1期 李静一 会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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