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广州海珠桥下的一对情侣
三四十年代
关键词：包办、娃娃亲、相夫教子
受访人：顾月英（化名），女，78岁，现居住于上海奉贤区。老伴许志江1999年病逝，时年75岁。
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没听说过“爱情”这个词儿，印象中这个词儿好像是从外国传过来的。我们那个年代，姑娘从小就在家里学习各种规矩，不大出门，就是文章里常说的“待字闺中”，终身大事在14岁以前就基本上包办好了。
姑娘们心目中理想的丈夫是相貌端正、品德忠厚、才学渊博，可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具有决定性的。即便自己不满意，也会尽心尽力、相夫教子，不会满腹牢骚，更不可能像现在这样动不动就离婚。
我从小生活在旧上海一个较为殷实的大家庭。在家里，父亲是天，我的婚期就是他在我16岁那年的一天晚饭时宣布的。他要履行16年前与一位好友的约定，将我许给好友的大公子许霈霖。我那时才知道，自己早在娘胎里时就被许了娃娃亲。
经打听得知，许家大公子人长得俊，也很聪明，却沾染了赌博的恶习。我的母亲叹着气对我说：这是你的命，认了吧。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与一个从未谋面的人结婚了。
婚宴那天酒席摆到很晚才散，我一直坐在房中等到黎明，他才进房来小心翼翼地掀了我的头盖。我一直垂着头，不敢与他正视，但是可以感觉得到他是在呆呆地看我。
后来才知道，他在婚前也请兄弟打探过我的情况。那兄弟成心捉弄他，有意说我长得很丑，而且是麻子。他极其不满，却也无可奈何。
老许后来说他掀开头盖布的时候惊呆了，因为我跟他兄弟描述的完全不同。那时候的我白净漂亮，不要说麻子，脸上连一粒斑都没有。
婚后,丈夫恶习难改，他很快又开始混迹于上海滩的赌场，偌大一份家业最终被他败光。老许无颜面对家人，精神恍惚地要去跳黄浦江。我拼命拽着他，用身体挡在他面前，告诉他：事在人为，我愿意和他一起重新建立家业。老许第一次在我面前流下眼泪，我知道，他终于忏悔了。
我们白手起家，两年之后赚来一间皮革厂。可好日子没多久，文革开始了。
老许是资本家的代表，又是现行反革命，我们所有财产被没收，三天两头抄家挨斗，闹得鸡犬不宁。当时有人劝我与老许划清界限，而我始终认为，从我走进他家门的一刻，我们就成了彼此一生的命运。我不懂爱情是什么，但我知道，此生他好我也好，他败了我的存在就丝毫没有价值。我一边抚养3个孩子，一边拼命干活来支撑生活，坚决对他不离不弃。
这么多年，老许从来也没对我说过什么甜言蜜语，但我们之间一直相敬如宾，很少红脸。后几年的除夕，已经成家的儿女们在吃完年夜饭后都会各自散去，始终伴在身旁的只有老许。我突然觉得我们的家就像一棵大树，孩子们是长开了的树杈，而我和老许就是树根，早就长在一起，分割不开了。早年读过的诗经中有一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到那时才能真正体会。
老许前几年走了，我一个人经常回忆起这些年的日子。坎坷太多了，有操心的时候，有难过的时候，也常有辛酸的时候，但是从未有后悔的时候。
五六十年代
关键词：革命、有文化、共同进步
受访人：范敏如，女，53岁，现居住在湖南长沙五一路，湖南省某中学教师。爱人贺耀湘，60岁，湖南省农科院科学研究员。
现在的爱情观念跟过去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究其原因，我想除了人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之外，经济条件、道德素养的变化也是重要因素。比如在我们那个时代，男女之间的感情表露非常含蓄，两个人相处也很守传统规矩。现在的年轻一代，自己还没搞清楚以后的责任是什么就开口表白了，两个人还没有互相深入了解就定下关系了……，而这些轻率的举动在那时是会遭到舆论批判的，而且还会直接影响到个人的工作和前途。很多人说这是政治年代的影响，但我认为是传统道德观念发挥的作用。
1970年底，老贺被分配到区革委会任秘书工作。除本职工作外他还要完成一项任务，就是每个月都要抽一星期时间带领生产队的农民学习毛泽东思想，去哪个生产队可以自行选择。老贺刚来报到的那天，偶然经过第一生产大队的供销社，碰到一位来买盐的姑娘。他在悄悄地看了姑娘几眼后，迅速作出一个决定―――去第一生产大队组织学习！
那位买盐的姑娘就是我。
我是第一生产队的知青，因父亲成分不好，我成了可以教育好的“黑五类”子女。为争取表现进步，我常到田里义务除草。老贺来了之后，我的草就除得特别快，那是他总在我背后悄悄帮忙的原因。那时我不认识他，只觉得常有一个鬼鬼祟祟的人影在身边闪动。
第一次真正留意老贺，是我到区革委会要求给知青增加口粮的时候。那天是老贺接待我，他未经考虑就同意了我的要求。我颇感意外，瞪了老贺很长时间，忽然觉得他很眼熟。
不久后，我随父亲疏散下放到八步镇。时隔两个月，我回第一生产队办有关手续，又碰到了老贺。老贺看着我，嘴唇嗫嚅许久，却一句话也没说。第二天早晨我返回“八步”，就在公车已经启动的时候，老贺气喘吁吁地跑来，他从车窗外抛给我一个包袱，还来不及说什么，他的身影就逐渐变小了。
那包袱里有一块布料和一张纸条，纸条上面记着尺寸，并附这样一段话：“听说‘八步’裁缝技艺高超，烦你替我做一身衣服。”我很诧异，因为我从不知道“八步”是出裁缝的地方。
衣服做好后我立即寄给老贺，很快就收到了他的来信。他在信的末尾写道：“希望能与范敏如同志多通信，互相学习，共同进步。”这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老贺做衣服是假，套我的通讯地址是真。
但不管怎样，老贺都如愿以偿了。
从那一次开始，我们之间的通信就持续了整整5年。这5年中，我们见面的时间累计不到10个月。最密集的时候，每天都能收到老贺的信。到最后我竟需要用很大的纸箱来装信了。老贺写得一手相当漂亮的钢笔书法，他的信往往是先被家里的姊妹抢去轮流看过之后才在“啧啧”声中传递到我手中。这点我从不介意，因为他的信纵然有时长达数页，却从未有过轻浮的只言片语。他喜欢写旧体诗，喜欢为我作嵌名联，喜欢将我的名字作成灯谜让我猜，而生活中一些琐碎的闲事一旦经过他的讲述也变得十分生动有趣了。读他的信已成为我生活中最大的喜悦，大家都在分享我的快乐。终于，在1976年初，他寄来一封第一次注明由我亲启的信件。那封信中的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说一句十分冒昧的憨话，我非常喜欢你。不知你会生气吗？”
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次生出愿意与老贺结合的念头，就是在读这句话的时候。这个念头一旦萌生就变得十分坚决，如同他当初决定到第一生产队组织学习一样。……
七八十年代
关键词：搞对象、女同学、红莓花儿开
受访人：郭虹斌，男，46岁，现居住于云南曲靖，某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
我们可以从一些恋爱“术语”的变化来感受两代人的不同。比如在80年的时候，男女之间发展关系叫“搞对象”，现在叫“拍拖”；某一方看上另一方的时候，那时候叫“对上眼了”，现在叫“来电”了；要是彼此感觉不好要分开，那时候叫“重新考虑”，现在叫“散伙”……
在人心相对淳朴的那个年代，男女之间的靠近通常都很含蓄，示爱的方法也比较少，和现在没法比。那个时代的许多小花样在现在年轻人看来恐怕会觉得既土又酸，不过我要说的是不管怎样的方法，背后的那种感情是很朴素、很纯净的，现在的花样确实是新奇得多，可是真正用心、投入纯洁的感情的恐怕很少了。
我们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刚刚从各种发热的运动中平息下来，面对一片空白的国家建设，对知识的渴求到了饥不择食的程度。大学生谈恋爱基本上只能占用一点零碎时间，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可也就是因为只有这一点零碎时间，才使得一切与爱情有关的经历都显得格外珍贵。
大学时，我喜欢搞文艺活动，会拉手风琴、二胡，所以平时接触各个系异性同学的机会比较多。外语系有一个叫郑军梅的南京姑娘，活泼聪明，漂亮大方，很多同学都在注意她。我也是在一次文艺汇演的时候认识她的。
说来凑巧，她的节目是女声独唱，给她伴奏的同学恰好那天在外地误车，赶不回来，学校里只有我能顶替出场。虽然我们只是在台下匆忙配合彩排了一下，但是实际演出时却有如神助，配合得十分默契，最后这个节目还评上了优秀。那一次郑军梅和我算是“对上了眼”。学校宣传部的领导也很满意，以后每年夏季搞汇报演出的时候，凡是她的独唱节目都指定由我来伴奏。
大学二年级的暑假，我第一次给她写信，是向她请教歌曲和声部的技巧问题，其实那些问题我并不是不懂，主要就是希望跟她继续交往。她很快就回了信，细心的回答加上纤秀的字迹，给我莫名的欣喜和憧憬。开学的时候我特意提前在校门口附近溜达，远远地看见她来了，就假装正要出校门办事，走过去和她正面打招呼。直到现在我仍然记得她停下来看我的眼神，很清澈，带着喜悦和一点羞涩。我们擦肩而过，她远去的身影轻盈得如同一只蝴蝶。
每年寒暑假之前的汇报演出，是我们最愉快的时候。我经常利用伴奏的特殊身份，要求反复彩排。她唱累了在一旁休息，我就坐在对面不远处拉手风琴。说是熟悉演奏技巧，其实是借机传递心声。我变换着各种曲目，像“红莓花儿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喀秋莎”等，一边拉一边用余光悄悄注视她。她这时候安静乖巧得像一朵栀子花。我们很少说话，但是每一次对视的眼神都满溢真情。
就在我们还来不及品味爱情滋味的时候，我们毕业了，这意味着我们从此天各一方。按当时的政策，我被分配回云南老家，她则跟父母去了东北。残酷的现实让我们无能为力，那尚未成熟的恋情就这样被潦草地划上了句号。
现在，我想说的是，这段感情既没有悲壮的色彩，也没有跌宕的情节，但是那种璞玉一般的天真情怀已经成为我生命中一道美丽的风景，我会永远珍藏。
《共鸣》200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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