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官的三个来源
伴随新中国的成立，外交队伍的建设也在积极进行。按照毛泽东“另起炉灶”的外交方针，新中国的外交要割断同国民党旧外交的一切联系，一切都要从头做起。当时，外交干部的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原中央外事组及各大城市长期从事地下工作、统战工作的同志。二
外交部为此制定了驻外使领馆外交官等级配备计划，大使和公使由兵团级或军级 部级或司级 干部担任；公使衔参赞、一等参赞、公使衔总领事由军级或师级 司、处级 干部担任；二等参赞、总领事、一等秘书由师级或团级 处、科级 干部担任。除了中国首任驻苏大使王稼祥外，从1950年5月到1951年5月任命的14位新中国首批驻外使节，绝大多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所以被称为“将军大使”。
乘吉普车赴任的大使
“将军大使”们赴任时，有的乘火车，有的乘可载20来人的小飞机，还有的乘轮船，而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吉雅泰则是乘吉普车赴任的。
1950年7月11日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为了能赶在此前到任，中央要求吉雅泰大使尽快启程。然而，吉雅泰患有高血压，医生建议他不要乘坐飞机。而北京通往乌兰巴托的铁路尚未铺设好，所以只能是从陆路乘汽车赴任。计算过路上所需的时间，中央决定吉雅泰7月5日启程。
吉雅泰及部分随行人员搭乘两辆吉普车。此时正值盛夏酷暑，汽车迎着热浪在坑洼不平的道路上颠簸前行。经过三天三夜的行程，一行人到达中蒙边界，经过几天的风餐露宿后终于吃上了一顿像样的饭菜。稍事休息后，继续赶路。在还剩下一天的路程时，蒙外长特派他自己的座车前来迎接这位新中国的大使。7月9日中午12点，吉雅泰大使一行终于抵达了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
乘皇家马车递交国书
作为一项高规格的礼宾活动，当时世界各国呈递、接受国书的做法不尽相同。欧洲一些君主立宪国家，呈递国书的仪式仍延袭着几百年前形成的古典风格，隆重而繁琐，但处处细节体现出周道的礼仪。新任使节要在身穿盔甲的宫廷侍卫的保护下，乘六乘马车前往王宫。
新近解密的中国外交档案对这类事件多有描述。新中国首任驻瑞典大使耿飚向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五世递交国书时，就曾经历了这样隆重的场面：乘皇宫之马车，大使乘正礼车(六马)，交际司长陪坐于左，副礼车(两马)三，我使馆参礼官员乘坐，每车二人(内翻译一人)，未悬挂两国国旗。
礼车至皇宫门前停止，礼宾司长陪大使入宫，典礼局长迎于皇宫门内，侍从迎于第一接待室，枢密大臣迎于第二接待室，均由礼宾司长介绍大使一一握手，其余参礼人员按次序随大使之后。
大使入皇宫门时，军乐队奏进行曲，两旁皇家卫队行持枪礼。至第二接待室后，枢密大臣奏请皇太子，经允许接见后，即开参礼室门，由礼宾司长与枢密大臣引大使入内，礼宾司长与枢密大臣当即退出参礼室，大使先向皇太子致意，呈递国书后，落座谈话。
当然，自从汽车成为主要交通工具之后，大多数的国家还是采取外交部礼宾官乘礼车到大使馆迎请大使，并陪同大使至总统府或其他呈递国书的地点。
乘汽车也有讲究。有的国家是安排普通汽车，也不插国旗；有的国家是用国家元首的私人汽车接送新任大使，并在车上悬挂两国国旗以显示一种特殊的礼遇。像当时中国驻朝鲜、印尼、捷克等国大使递交国书时，都是乘坐元首的专车。（《江南时报》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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