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工人朱辉说，他原来所在的企业经历过合并、改制，效益越改越差，如今已靠出租厂房来养活部分在岗工人。今年春节前，工人勉强拿到上海市规定的每月六七百元的最低工资，而厂长照样买轿车，结果被气愤的工人给砸了。朱辉说，“现在企业领导的权力太大了，没有真正制约，厂子垮了，他们最多挪个位置。像我这样在国
孔令发曾是上海某出租车公司的司机，两年前他与公司的劳动关系被买断，并由该公司下属的人力资源公司“出借”到一家事业单位去开车。借用单位每月付给人力资源公司2800元，而公司只给孔令发缴纳200元的“四金”、1500元工资和加班费。还有1100元被公司以管理费的名义收走了。“我们辛辛苦苦的血汗钱被人拿走了将近40%，你说这分配公平吗？”孔令发感到不解。
工人们反映，工会主席事实上由企业一把手任免，不少工会组织形同虚设，很难维护工人利益。朱辉说，“关键要从根子上解决工人的难处。这是我们工人的同感！”（《?望》200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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