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8月1日，一场悲剧使一项在中国存在了20多年的制度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27岁的大学生孙志刚用自己宝贵的生命终结了已经扭曲变
2005年春节前后，记者分别对北京、郑州、成都、南宁等4个地市的救助管理站进行了明察暗访。结果却发现，各救助管理站在用真情演绎爱心救助故事的同时，也遭遇了颇多的尴尬与无奈。
假乞丐混迹救助站
成都市救助站位于武侯区一个不起眼的小巷里。2005年2月17日，也就是农历正月初九，记者来到这里。同大街上张灯结彩相比，这里干净整洁,但明显缺少过年的味道。两名工作人员正在值班。
就在记者和工作人员交谈时，从门外进来一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上身穿一件时尚的夹克衫，和腿上的休闲裤相搭配，显得十分得体，给人一种文质彬彬的感觉。一进门，他就直截了当地对工作人员说：“我要火车票回家。”一问情况，小伙子说：“我是从广州到成都来打工的，钱全丢了，没钱回家了。”
再问家具体是哪儿的，小伙子却说“不知道”，并一再央求工作人员只要给他买张成都到广州的火车票就可以了。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求助人员到救助站来要求买火车票到广州、深圳等南方城市，这种事从救助站成立到现在，他们几乎每隔几天就能碰到。“救助站不是公安部门，求助人不愿表明身份，我们也不能强制搜身，最后往往是真假难辨。”
假乞丐混迹救助站的事在记者的采访中也不止一次遇到。
2005年1月28日，记者来到占地23亩,房屋3000多平米的南宁市救助管理站。站长李雪华介绍说，1月27日下午，南宁市救助管理站来了3个不速之客。他们对工作人员称，刚从柳州过来，吃了60片安眠药，请求救助。这是人命关天的事。救助站工作人员二话没说，就立即把他们送到了医院。
但是，到了医院后，这3个人却不愿意洗肠。医院只好为他们打点滴。在打点滴的过程中，其中一人又把药瓶打碎，用玻璃碎片划破手臂，顿时血流满地。为防止发生意外，工作人员只好打110求助。110赶到现场了解了情况后，也束手无策。这个人又提出，他要马上到云南去，请救助站为他买张火车票。当时已经没有开往云南的火车，救助站工作人员问他，明天的火车票行不行，没想到他一口回绝，并坚持要救助站给他钱，他自己想办法。在他保证不再进一步扩大事态的情况下，救助站给了他96元车费、16元生活费，共计112元，他才在救助站自助表上签字认可，并表示出去后任何情况都不让救助站、医院负责。就这样，整个晚上救助站8名工作人员来回奔波于救助站与医院之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此期间，他的两个同伴竟然悄悄溜走了。后来才得知这个人是黑龙江人。
“这些人显然就是来吃‘救助饭’的，让人感觉好像被愚弄了一样。这是对政府的一种讹诈。”李雪华说。
而2004年先后发生在北京市各救助管理站的一起骗票事件更是让人无法置信。记者从北京市救助管理事务中心了解到，天津宁河县无业人员王志武先后借用孙庆柱、孙庆祝等名字装聋作哑到北京市各救助管理站求救6次，骗得北京―――齐齐哈尔的火车票4张，分别为：2004年4月3日在宣武区救助站、6月4日转移到了崇文区救助站、同一天再次来到宣武区救助站、8月18日又跑到西城区救助站；另外，他还于2004年9月25日从昌平救助站索得200元的回家路费。最后一次，他在大兴区救助站求救时，露了马脚，终于“羞愧难当，黯然离站”。据了解,在北京,因假求助被识破的求救人员已占总数的4%。
呆傻求助者长期滞留站内
2004年2月5日，离过春节还不到3天。唐家岭村头的北京市海淀区救助站一下子“热闹”起来。救助人数从原来的8人激增到了31人。
赵长林站长告诉记者，2月4日，公安、民政、城管和卫生等四部门组成了联合救助小组。主动走上街头，对辖区内的流浪乞讨人员进行了集中救助宣传和劝导。
10时许，记者走进海淀区救助站的大门。就听见工作人员在大声提示：“谢华康，你的家人来接你了！”但没有人应答。工作人员再次叫道：“308室，谢华康在不在？”还是一片寂静。这次，工作人员有些急了，直接推开了308室的门，问：“谢华康在不在？”屋里四个人都面面相觑，还是没有反应。
工作人员直接走到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面前，问道：“你是不是叫谢华康？”这个年轻人用右手食指指了指自己的脑门，还是傻傻地望着工作人员。直到工作人员为他收拾好东西，拉着他的胳膊，谢华康才一副不情愿的样子跟着工作人员走出救助室。
记者在谢华康的求助申请表上看到这样的内容：谢华康，男，33岁，四川洪县人，“于2004年12月来京打工，活没找到，想回家，但没有路费，请转告亲属与我联系”。
赵长林站长介绍说，谢华康是流浪街头后，打110由中关村派出所护送到这里来的。他有个姐姐在北京打工，但谢华康不知道具体地址。他来这里时，我们就发现他脑子有些痴呆，反应也比较迟钝。为了跟谢华康的家人联系，救助站费尽了周折。根据当地114查号台提供的当地政府办、派出所、驻军办的电话，四五十个电话都不止，才联系到他的家人。从他家人口中辗转才得知谢华康的姐姐的具体联系方式。
按照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规定，救助站为流浪乞讨人员提供救助的最长时间为10天。赵长林说：“谢华康虽然也超过了救助时间，但最终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他能说清楚自己的来路。而大多数痴、呆、傻求助者既说不清自己的姓名，也不知道自己家住哪里。目前还有八九个呆傻求助者无法离开救助站，这些痴、呆、傻人群中老人、儿童居多，他们在救助站一住就是两三个月，最长的已经快一年了。而救助站却不能因此终止救助。”
其实，让救助站最发愁的还不是呆傻求助者离不离站的问题，而是有相当一部分呆傻求助者连生活都不能自理，救助站要安排专人进行照顾和管理。
遭遗弃老人成救助站“心病”
在成都市救助站，记者还碰到了这样一件“新鲜”事。
在电视室里，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太太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电视。据该站工作人员讲，这个老太太姓彭，今年已经85岁了。她是四川省蓬安县人。老太太含辛茹苦把7个儿女拉扯大，到老来却只能流落街头乞讨。2004年7月，她一路要饭流浪到了成都。因饥饿劳累最终昏倒在街头，被派出所民警护送到救助站。进站后，救助站经当地派出所多次同她的7个儿女联系，谁知7个子女至今无一人到成都接她。
彭老太太在救助站感到其乐融融，表示不愿意回家，“要是把我送回去，我就不活了！”
就这样，成都救助站一直替彭老太太的7个子女赡养着老人。
同成都救助站相比，北京市海淀区救助站更“倒霉”。赵长林站长说，“海淀区救助站不但‘赡养’着一位老人，而且还得为其高额的医药费买单。”
这位老人叫章若文，今年65岁，丈夫于两年前去世，北京人。她曾经因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于2004年10月27日释放。释放后因患病到煤炭总医院治病。中途因无力支付医药费，遂向海淀区救助站求助。
章若文身患脑出血、心肌梗塞和糖尿病三种疾病，而且已经失去了语言能力。救助站于2004年12月27日将其接转到309医院进行医治，随后再设法与其亲人取得联系。
海淀区救助站终于与老人的两个女儿取得联系。没想到，她的两个女儿拒不承认章若文是自己的母亲，而且态度十分蛮横。
“目前，章若文在309医院已经接受治疗1个多月了，光医药费一项就已经花了两万多。这还不包括为她请护工、买尿不湿的钱。”赵长林说。
流浪儿童困扰救助站
2005年2月9日，也就是农历大年三十上午，记者来到郑州市救助管理站，刚一进大门，一阵阵快乐的欢笑声就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原来，是几十个流浪儿童正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学着包饺子。室内暖意融融，电视里正在播放着祝贺春节的电视节目。见到有客人来了，他们挥舞着粘满面的小手，拿着自己的“作品”，礼貌地向记者打着招呼：“叔叔好 ”
少儿中心的梁主任告诉记者，今年在这里过春节的流浪儿童有32名。为了让孩子们过一个热闹的春节，她已放弃回老家和父母团聚。
记者试探性地问其中一个小男孩：“你叫什么名字？”
“贝贝。”他有些怯生。
“你想不想回家？”“不想。”“为什么？”“我没有家。”此后，无论记者再怎么引诱，他躲在梁主任身后再也不出来了。
据梁主任介绍，贝贝的家在陕西。但具体在什么地方不清楚。他从小父母双亡，靠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刚满8岁的他已经在社会上流浪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流浪中他学会了唱戏，后来他就依靠卖唱为生。小小年纪便走南闯北，尝遍了人间冷暖。2002年，他被送到了郑州市救助站。
梁主任说，像“贝贝”这类孩子大都有不幸的身世，家庭人员联系难。此类孩子多为家庭遗弃人员，就是能联系上，其亲属大都不愿从救助站将其接回。
因长期在社会上流浪，这些孩子染上了许多不良习气，如说谎、盗窃、以强凌弱、暴力倾向甚至仇视社会，性格叛逆。且他们大多都处于接受义务教育的黄金年龄。因此，“除了对他们进行照顾、管理之外，对流浪儿童不良行为的的矫治以及义务教育，这些问题都在困扰着救助站，给救助站造成很大的压力。”
无人要的孩子、被遗弃的老人、智力残障者，本该是救助站的“过客”，有的却成了长客，再加上一些想从救助站身上揩油的身强力壮者，使承载着为社会最底层的人提供关爱的救助站不堪重负。
（《法律与生活》2005年3月上半月刊 王健 李云虹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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