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初，一位老文化人过武汉蛇山北麓时，远见林阴中掩映着一座铜像，像下似乎是一座坟墓。见许多瞻仰者从林阴中走出，出于好奇，他向一位左肩挂着照相机、右手挽着女朋友的轩昂青年打听：“请问，这是什么人的坟？”那位青年大大咧咧地掷出一句话：“黄公克”！
这一回答使这位老文人有点错愕，他
20年来看了不少记述现当代史的电影，搞编导的人居然闹不清一个人的“名”和“字”应用场合的区别，让自己的演员屡有自己称字不称名的“口误”。记得的就多次听到剧中人黄兴自称“我黄克强”，片中人李济深自称“我李任潮”，李宗仁自称“我李德邻”，其粗疏失当与“黄公克”五十步百步之差而已。
说起近来屏幕上的笔误舌误，有时听到恨不得打个电话去抗他一议才好，但我何来这许多电话费预算和打电话的时间！何况人家已积误为正，约定俗成了。例如把“告知”与“告之”混用，把“备受”误作“倍受”，已成为一种不自觉的时尚了，连名家或亦难免。
《杂文月刊》2005年第4期陈泽群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