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7日，《中国青年报》发表梁子民、毕文昌的文章，阐述其关于教授办书店的看法。
毕文昌：“风入松”书店的创办人王炜先生英年早逝。王先生是研究西方哲学的专家，北京大学教授，但我以为他最大的贡献可能还不是“现象学”
梁子民：教授学者办书店，在现代中国并不是没有传统，像鲁迅、胡适、顾颉刚、张竞生，都有这样的经历。新月书店，也是教授办的。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毕：教授办书店的意义不在生意，而在文化的传播。在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中，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承担过重要职能，就因为它不光是做生意，而且推动和孕育了现代新文化。教授办书店受到人们尊敬，也是因为他们着眼于国民文化的建设。
梁：在计划经济时代，新华书店的地位很特殊，从中央到地方，一竿子插到底，是一个高度统一的系统，是惟一的综合性的图书的经销渠道。这种高度垄断的模式，曾经非常成功地控制了图书的传播。
毕：新华书店以外的书店，称为二渠道，发源于上世纪80年代。民营学术书店的崛起，已经到了90年代。当时，中国出现了学术书籍出版难、流通难的问题。而作为主渠道的新华书店，拒绝承担学术书籍的流通功能，也缺少充分理解学术书籍价值的业务人员。这时，一些学者、作家，开始创办高品位的民营学术文化书店。而新华书店系统，便主要依靠中小学教材的专营维持自己的利润。随着民营学术书店的出现，新华书店的局限就越来越明显，如今的读书人和大学生，已很少再把新华书店作为文化的象征。在书店经营模式多元化的时代里，承担中国社会进步和文化传播领军职能的不再是新华书店，而是民营学术文化书店了。
梁：一本有新意的思想学术、文化艺术、科学教育著作出版之后，往往由民营书店出面举办座谈会，让编者、作者和读者在一起交流心得。比如《顾准日记》出版时，就是由王炜在风入松主持的座谈会。举办这种活动，首先要求书店的负责人爱书，懂书，知道书的价值所在。
毕：有一个学界的朋友，生活遇到特殊的困难，王炜在几年中让他从书店无偿借阅了上千本新书，支持他在人生最困难的阶段保持了学术思想的活力。王炜和陈逸飞去世只差一天。陈逸飞去世后，新闻报道很多，社会反响比较强烈。相比之下，王炜就比较寂寞。但是，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我更看重王炜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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