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出版的《国际冷战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收入了美国学者梅尔文・莱夫勒根据大量新解密的档案资料，从五个方面阐述了冷战是如何开始的这个问题。
国际体系和与之相关的大国间均势问题的发展变化
德国问题在战后国际体系的形成、变化过程中，以及在冷战的
由此可见，在德国问题上，无论美国或苏联都对两种可能性心存担忧：一个是独立的德国力量的再次崛起，另一个是德国力量有可能被融合到自己对手的一方去。所以，美国和苏联都企图以自己的方式来整合德国力量、处理德国问题。苏联把美国、英国、法国的影响从苏联在德国的占领区排除了出去；英国、法国和美国也把苏联的影响从自己在德国的占领区中排挤了出去。
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年中，大国之间意识形态的分歧迅速增大。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很大程度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条件所决定的。当时生活在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欧国家）的人民，有着一种社会正处于全面崩溃的危机感。他们想要创造出一种更适合于自己的生活道路，以摆脱自己所处的困境。当时，在人们面前有两条可供选择的道路，一是资本主义，一是共产主义。美国决策者担心，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会选择共产主义作为一种自我拯救的道路。
斯大林相信时间和历史是站在他一边的。他认为，资本主义是存在缺陷的，将不可避免地会不断走向衰弱。在斯大林看来，社会主义则将不断走向成功。所以，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苏两国都加强了他们所控制区域内的意识形态的竞争。双方的行动加深了彼此之间的恐惧和不信任。
核武器的出现改变了大国对于“权力”的界定
我们在当时美国重要决策者，包括杜鲁门总统、贝尔纳斯国务卿、史汀生陆军部长等人的日记、备忘录中可以看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他们对核武器的作用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们认为，美国对于核武器的垄断将会迫使苏联在很多问题（比如在德国问题）上向华盛顿做出让步。从俄国档案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斯大林其实对于核武器的威力存在着巨大的恐惧。
贯穿整个冷战过程，人们对于核武器的看法决定了他们对于遏制政策，以及在国际关系中采取强制行动的可能性的看法。
革命民族主义与非殖民化进程对于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
在这方面，中国革命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最令美国决策者担心的是，莫斯科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可能会在最大的程度上利用这一革命的成功，使之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而这将对国际体系的均势产生巨大影响。
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这些地区，革命的情势层出不穷，欧洲殖民帝国则已显露出了走向崩溃的迹象。华盛顿所真正担心的是，革命民族主义的发展最终将大大加强莫斯科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从而形成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巨大挑战。
作为国际行为“机制”的领导人的个人作用
新解密的档案揭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与杜鲁门其实都不希望看到冷战的发生。然而，在国际政治的实际运作中，他们却被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因素不断推向相互冲突。尽管他们的经历极不相同，但是斯大林和杜鲁门都是经过曲折的政治道路而登上权力顶峰的，并对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威胁”极为敏感。在战后美苏关系的实际发展中，对于来自对方威胁的看法使得美苏两国领导人极易产生恐惧感。 （《北京日报》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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