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梦18岁加入香港长城影业公司,不久就以绝代美貌与精湛演技而著称影界。她主演的《白日梦》《欢喜冤家》《日出》等片,都在内地公开放映过。在此期
激流勇退
夏梦于1967年正式对外宣布息影,主要是因为内地“文革”运动对她的直接冲击。
夏梦所在的“长城”、“凤凰”,都是“左翼”电影组织,都直接受到“文革”潮流的牵制。在本来已占领香港和东南亚一带市场的大好形势下,却拍出一些不切合香港本地民生实际的所谓“工农兵题材”电影,对于在香港的民众来说,是完全陌生的。这对两个“左派”公司的发展和前途,自然是一种致命性的打击。
1967年初夏,经过一番刻意素衣打扮的夏梦、石慧、陈思思等奉命组成香港电影代表团,来到“文革”运动开展正烈的广州,参加时事学习。面对一片混乱的局面,夏梦感到极其陌生而遥远,一种从未有过的莫名恐惧向她袭来。在广州,夏梦还意外地见到在香港已经风传因残酷批斗而自杀身亡的红线女,殊不知这只是奉命负责接待他们一行人的一种策略。当红线女从监狱里放出来还要强装笑脸地与夏梦等人合影留念之后,她神色暗淡地对大家感叹道:“嗨!我是很信命运的。”想当初在香港,红线女可是炙手可热的大明星,不但粤剧唱得飞上了天,演电影更是光彩照人,片约不断。建国初期,她接受周总理的盛情邀请,放弃了在香港如日中天的演艺事业,回到广州创办广东省粤剧院,又以《关汉卿》《搜书院》风靡南岭。“文革”使红线女厄运缠身,她所发出的感言,对一直心境沉闷的夏梦来说是言者有意,听者有心。她进而联想到自己,虽然不在内地,但身处由“左派”控制的“长城”公司,并非安全之地,自己可能同样会遭受到不测的厄运,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经过与丈夫林葆诚商榷后,决定离开香港,到丈夫做生意的加
拿大定居。很快,夏梦以怀孕为由,向“长城”递交了辞职报告,林葆诚通过他在怡和机场工作的大哥的关系,迅速办理好一切手续。
重返香江
1969年,远走天涯的夏梦在离别两年后,携带在加拿大出生的二女儿,与丈夫一起回到了香港。她远离电影界,与友人合作开办了一家制衣厂。平生第一次经商的夏梦,显示出另一种才能。经营10年,从2000平方尺的唐楼开始,一直发展到1.9万平方尺的厂房。
1979年1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会见并宴请夏梦和林葆诚夫妇。一向对夏梦关爱有加的廖承志,一再衷心地希望夏梦能够再回电影界。廖承志针对当时“长城”、“凤凰”不珍惜以往已经取得的成果,而拍摄一批既不叫好、又不叫座、严重脱离实际的跟风之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凤凰”公司是“受内地斗争的影响说教痕迹太重”。廖承志的一番话,重新点燃起夏梦从未泯灭的电影情结。虽然重返银幕因年龄的关系已不可能,但组合创作班子另立电影公司,拍摄自己喜欢的影片,则是完全可能的。
于是,夏梦卖掉了苦心经营的制衣厂,拿出多年拍戏积攒下来的资金,创办了青鸟影业公司。
夏梦的开山之作是由许鞍华导演的有关越南战争题材的《投奔怒海》,于1982年上映后,引起强烈反响,卖座率空前,并夺得了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影片、导演、编剧、美术指导等多项荣誉。
夏梦的艺术才能通过《投奔怒海》,引起了世界同行的广为关注。她也因此多次出席各类国际性影展,第一次投资出品的影片与第一次担任主演的电影一样,都是一鸣惊人,令众人对青春永驻的夏梦刮目相看。但就是这部《投奔怒海》,却没有在内地公开放映,倒不是影片的内容有政治问题,主要是夏梦在经历一番人生曲折后,变得更加成熟起来,在组合成立自己电影公司之时,就坚决进行独立拍片。在选择刊登电影广告的报刊时,本着一切为了市场需求的原则,从纯商业化的角度出发,由此得罪了一些思想僵化的人,导致该片失去了在祖国大陆放映的时机。
尽管出现这种变故,夏梦依然故我,她再挑大梁,一连开拍了艺术片《似水流年》和商业片《自古英雄出少年》。“青鸟”公司自此收山,夏梦把公司卖给了在同一个圈子里的江祖贻,体体面面地正式退出“江湖”。
作为从第五到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代会第四、五届文联委员和代表,昔日享有“中华影星”称号的夏梦,如今心态平和地对待每天的光阴。 (《大众电影》2005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