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在北京大学作演讲时，将其祖父连横所撰著的《台湾通史》作为珍贵礼物送给了北大图书馆。
连横（1878－1936 ，字武公，号雅堂，又号剑花，祖籍福建龙溪，是近代中国爱国史志学家、诗人。
一、连横少年时就将著《台湾通史》引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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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民国成立后，连横深受鼓舞，产生了游历大陆的想法，“以舒其抑塞愤懑之气。”这次旅程从日本开始，至上海，达武汉，继而北渡黄河，到了北京，后又继续向西、向北游历，1914年回到台湾。在这次游历中，连横结交了当时主持清史馆工作的史学家赵尔巽，并被聘为清史馆的名誉协修，得以大量阅读和抄录了馆中所藏有关台湾建省的档案资料，对《台湾通史》的写作裨益良多。回到台湾后，连横加快了著述《台湾通史》的进度。1918年8月，历经十余年努力的《台湾通史》终于完成。
二、连横作《台湾通史》的目的在于开启民智，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解放
连横在自序中道尽修史之因由与艰辛：“横不敏，昭告神明，发誓述作，兢兢业业，莫敢自遑。遂以十稔之间，撰成《台湾通史》，为纪四、志二十四、传六十，凡八十有八篇，表科附焉。起自隋代，终于割让，纵横上下，钜细靡遗，而台湾文献于是乎在。”书中人物包括了从最早经营台湾的开拓者到清中后期抵抗日本侵略的仁人志士。整部著作线索清晰，“无所讳忌，见识赅博，文采斐然。”
连横作《台湾通史》时，台湾已经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他写这部著作的最直接目的是“冀维民族精神于不堕。”他说，“古人有言，国可灭，而史不可灭”，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台湾人却不知自己的历史，“岂非台人之痛欤？”因此，他提醒台湾人民说，在日寇统治之下更要“追怀先德，眷顾前途，若涉深渊，弥自儆惕，乌乎念哉。凡我多士，及我友朋，惟仁惟孝，义勇奉公，以发扬种性，此则不佞之帜也。”从中可以看出，连横修史不仅在于文化的载录传承，更重要的是要昭示他的同胞“台湾原本是中国的一部分，台湾人永远是堂堂的中国人”。这种爱国情怀，应该是《台湾通史》的精义所在。
三、《台湾通史》出版后引起强烈反响
为了让《台湾通史》能够在当时日本殖民统治之下的台湾顺利出版，连横委曲求全且颇费了一番心思。书中维护中华民族精神的立场是日本人最忌讳之处。日本官方对《台湾通史》卷四“独立纪”这个篇名十分敏感和不满，所以强迫连横改易为“过渡纪”。为使该书顺利出版，连横最后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在1920年首版《台湾通史》中，卷四“独立纪”上另贴有“过渡纪”三个铜印字，每一页书边的篇名则仍作“独立纪”；至于书前目录卷四则作“过渡纪”，下有小字排印：“起清光绪二十一年，终于是年九月，此篇原名独立，嗣以字义未妥，故易之”。阳奉阴违的斗争策略终于奏效。这样，这部著作于1920年至1921年分上中下三册在台湾出版。
这部著作初版虽只有千部，但是却在两岸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革命家、思想家章太炎先生称赞《台湾通史》中的爱国思想是“民族精神之附，为必传之作”，并为之作序，充分肯定了这部著作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
四、怎样看待《台湾通史》中存在的不足之处
连横的《台湾通史》仿照司马迁《史记》的体例，叙述了从隋大业元年（605年）到清光绪21年（1895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横跨1290年的历史时空，将包罗万象之内容纳入88篇之中。全书既体现了台湾与祖国大陆在政治、经济、法律、典仪、文化、宗教等方面一脉相传的历史渊源，又突出了台湾地区的地方特色。
当然，《台湾通史》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在史料的考据上，由于时间和客观条件所限，作者对很多史料没能进行详尽和细致的考证，所以存在一些错误。二是作者在写作《台湾通史》时，在体例上将台湾史作为“国别史”来处理，也不正确。当然，这和当时的历史条件有关，由于台湾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连横这种处理方式是继承了抗日先贤的斗争精神，表达“誓不臣倭”之意。（《北京日报》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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