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国庆有首歌叫《北京的桥》。对于很多来北京求生存求发展的人来说，恐怕“北京的地下室”比“北京的桥”更令他们印象深刻。
“人生的黎明”静悄悄
章宇说：2000年我从家乡来到北京，住在南三环洋桥的一个地下室。房间长两米，宽一米半
看来他是已经带着财富跑了，只有我来给他揩屁股了。
那个地下室最盛产的是蟑螂。于是，火烧、水烫、一锥致命……
好长一段时间没找到工作，后来揽了几个排版的小活儿，每月只有600多元钱。于是早上是白菜挂面，晚上是挂面白菜。
后来，我搬到方庄附近的一间地下室，与另两个人同住。
天佑善人，我找到一份电脑制图的工作,还是常闷在地下室里玩命，工资不到3000元。
现在很想当年那种生死与共的日子。有一次煤气中毒，多亏夜半朋友归来，一人背出两人，送往有高压氧舱的积水潭医院。
一年地下室，一生关节炎
2002年汪文英到北京打工，在一家打印社做打字员，一个月800元钱。
汪文英到人民大学西门附近的一处地下室跟着房东看房时，突然而来的昏暗令穿着高跟鞋的她，几次踩空，差点一头栽下去。
房子很小，里面摆放着两张单人床，租一个床位每月150元钱。
“地下室里空气太差，没有窗户，可打开门透气，厕所、洗衣房的霉味就弥漫了我们的整个房间。汪文英认定自己的关节炎就是在那段时间得的，“现在我的腿严重的时候，上楼梯都困难。”地下室里终年不见阳光，换洗的内衣内裤都是阴干，滋生很多细菌，慢慢地，汪文英还患上了妇科病。
地下室里开不出爱情花
阿忆说：来北京后，我在北京东南角松榆里租了一处地下室，约6平方米，月租220元。
地下室没有任何通讯信号，收音机收不到，手机也成了时钟。我是做业务的，客户常常突然找我，为了不耽搁工作，下了班后我也不敢回地下室。
半年后,同事给我介绍了一个女朋友，长得非常漂亮。
有一次，女孩提出要到我的宿舍去坐一坐。穿过走廊入口的一道小门时，我忘记了提醒女孩低头，结果她的额头“当”地一下撞在了门框上。
坐定后，隔壁住的一对小夫妻不知为了什么吵起来，脱口而出的全是脏话，不堪入耳。我敲门去与他们理论，我的女朋友夺门而出。我从地下一直追到地上，最终也没能挽回这桩前景很乐观的“地下情”。女孩说：“以前别人对我说，住地下室的人素质低，我还以为是他们的偏见，现在我相信是真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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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下室走出的明星
孙楠：越是艰苦越向前
孙楠最初来北京时，同李杰、黄格选、廖忠等40多个人生活在同一处地下室内。他们没钱买肉，顿顿吃红烧黄瓜、茄子。
有一次孙楠打算煮饭吃，就向老大哥李杰借了好几斤大米。可是孙楠没有做过饭，把所有的米全给洗了……他以为全都洗了以后就不用洗了，这不大不小也是个教训，让孙楠从此对粮食非常珍惜。
戴军：地下室出大腕
刚到北京时，戴军住在磁器口附近3块钱一天的地下室里。在那里他认识到什么叫“地下音乐”，因为那里住了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乐队，灰头土脸、营养不良、昼伏夜出。有个广西的男孩每次练鼓，都会在鼓面上盖上毯子，怕吵到别人。“地下室的日子真的不好，可是后来走出来很多大腕像满文军、周迅啊……”回忆起还没出道时的那段对音乐和唱歌有梦想的日子，戴军唏嘘不已。
满文军：“霉”运之后星光灿烂
1986年，满文军参加了第一届北京农村歌手大奖赛，意外地获得优秀歌手奖。
后来，满文军独自在北京闯天下，被台湾饭店的夜总会老板看中，一唱就是4年。他住在台湾饭店的地下室里，每天吃方便面、啃馒头，后来好多年他都不爱吃馒头，因为那几年吃“伤”了。（《打工妹》200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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