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书商暗渡陈仓
中国出版社的总体数量在世界上是“独领风骚”的，仅参与教辅书出版发行的出版社就有530多家，每年的发行码洋达数百亿。不过70%以上的教辅书都是由民营书商出版发行的。然而，民营书商并没有出版权和总发行权。2004年，作为试点，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向山东志鸿教
一曰“借壳”，即向某些出版社购买书号。书号“管理费”每个1.5万～2万不等。除了在版权页上注明由某某出版社出版外，图书出版发行的整个流程均由民营书商操作和掌控。当然，出版社还是要对图书的质量把把关的，否则每本书的编审费如何收得人心服口服？
有的民营书商一年要出版上百本书，仅一家民商上缴“国有社”的利润就高达两三百万元。而有的出版社同时“管理”着十几、几十家民营书商，所以，有的出版社一年的利润之巨，可能会叫你瞠目结舌。笔者接触过一个“老少边穷”地区出版社的年轻女编辑，只因她所管理的“片区”有几家做教辅很火的民营书商，短短几年，她便住进了“花园”房，开起了“QQ”车。
二曰“租行”，即民营书商将某个出版社的发行部门或某个项目租赁下来，以更灵活的手法和方式去经营，这样的项目和渠道当然是有“垄断性”的，比如政府指令性，或者行政上的渠道特许，这样的教育书籍是稳赚不赔的。只是出版社乐得当甩手掌柜，其中的猫腻只有你知我知，反正是“肥水不流国家田”。
三曰“走系统”。这里的系统是指教育系统，即各地的教委、教育厅、教育局、学校。各省、市、县的教育部门每年都要发文，即行话所说的“用书目录”或“征订目录”，如果你的教育书籍上了“目录”，那么你在这个地区的发行量就不得了了。
教育部门权力寻租
随着国家“课程改革”的实施，“新课标”所产生的多版本教材给了各地教育管理部门更大更灵活的选择空间，权利是各级都有的，而伴随着选择用书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权利的争夺是当仁不让的。所以，最终的结果是，每一级的教育管理部门都有一定的行政权力，连学校都有，老师也可以动用自己的权力、关系和影响力，去做教育书的“推广”工作。
在去年轰动全国的嘉峪关“教辅事件”中，酒钢第一中学校长高希坦言，“之前，我们并不知道教辅书籍会有这么大的利润空间，一直在新华书店购买教辅，后来有书商来推销教辅之后，才有一种‘发现新大陆’的感觉。”当他们发现教辅书有40%至50%的利润后，学校就开始直接面对书商了。
据调查，嘉峪关一中学每年仅教辅书籍的回扣收入就有5万元左右。其他几所中学，教辅书籍的回扣也有数万元之多。正常渠道发行的书籍，一般只有28%的利润，如果除去税费、递送费用，所得利润只有3.6%左右。但是其他渠道发行到学校的，利润就截然不同了。嘉峪关市教育局的解释是，我们是清水衙门，没有其他创收，这才搞教辅书，但是绝不是暴利，仅是一些正常的发行经费而已。并且明言，教育资金投入太少，他们是为教育在创收。
出版业“公”“民”之争
由于教育管理体制和出版监管体制的缺失，在多方利益的博弈和驱动下，教辅黑洞是一个出版腐败的典型具象。
很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新闻出版没有“公”、“民”之分，出版机构实行的是登记制，我国采用的是审查制。有的国家为了弘扬自己的民族文化，对出版行业实行低税率，如法国对出版业的增值税征收是4%，而我国是13%。有的国家不仅对出版行业实行零税制度，而且对其进行财政补贴，如英国，对杂志的发行就实行财政补贴制度。
2005年，国家加大了对图书出版的管理力度，强力执行一书一号制度。对出版社来说，这绝对不是个坏消息，然而对民营书商来说，这是具有毁灭性的一击。因为，对很多书商来说，十几本一套书的套号时代结束了，迎接他们的，要么是死亡，要么是大大的出血，去购买更多的书号，去养肥更多的“管商”，去造就更多的腐败。（《检察风云》200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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