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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全集”不全

2005-06-23 来源:文摘报  我有话说

出版全集,不仅是一种文化资格,也曾是一种政治规格。到如今,出全集的政治规格早已不复存在,满街尽是全集了。但最大的问题是,全集不全,而因由各异:

一、搜集不全,最为常见。以《章士钊全集》(文汇出版社2000年版)为例:1944年章氏与潘伯鹰合刊《游沪草》一册,《全集》即未收录。

二、不注意著作前后版本之异。《阿英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所收《小说闲谈》,是据五十年代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新版,殊不知此版较之良友出版公司民国二十五年初版删改极多,像《小说零话》篇中本有专门谈“淫书”一节,新版就因不合时宜而删去。比勘不同版本差别,将这类内容尽量补足,不正是编辑《全集》分内的工作吗?

三、为尊者讳,有意不收。如《三松堂全集》第一版,未收入冯友兰趋时媚俗之作《四十年的回顾》(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论孔丘》(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以后《全集》第二版(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以“全集闰编”形式收入《四十年的回顾》,但仍不收《论孔丘》。

须知出全集,不仅是让晚辈了解作者本人的成就,更在于使后世认识作者所处的时代。因此,在编辑整理上应忠实于历史本真;那些过于政治化的过时作品,不妨以附录的形式立此存照。

四、因避时忌而不敢收录。如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四卷《时评政论》部分注明是“1932―1950年”,但实际刊布出来的内容仅至1947年止,因为此后多系反苏反共之作。这类文章约有《论美苏对峙之基本性》、《自由与平等》、《我们为什么要抗俄反共》等。

五、作者健在,抢先推出。多年以前,张岱年先生在老而弥健地撰写新作的时候,《张岱年全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就已出版了。生命未息,写作未止,何以就超前僭称全集呢?

就当前学术界的实际需求而言,最迫切的绝不是锦上添花,为热门作者出全集,而是雪中送炭,为冷门作者出文集。像近年雷海宗《伯伦史学集》(中华书局2002年版)、《贺昌群文集》(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其价值远在不少全集之上。(《随笔》200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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