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先生是母亲
巴金的母亲陈淑芬，生长于书香门第。她在李公馆里，为人宽厚、谨慎，闲暇时喜欢读书吟诗。巴金曾经深情地说：“她教我爱一切的人，不管他们的贫或富；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
在这个大家庭里，家族成
有一次，尧林打骂了香儿，她就责备说：“丫头和女佣都是和我们一样的，即使犯了过错，你也应该好好地对她们说。”她说话温和，但却严格要求尧林保证改正。在日常生活中，她就是这样对孩子们进行爱的教育。
第二个先生是轿夫老周
巴金家里的老轿夫老周当过太平军。太平军失败后他回到家乡时，老婆已跟别人跑了。后来，儿子也战死在战场上，只剩他孤零零地活着。为了生存，他做过各种各样的手艺和杂活，饱经风霜和坎坷。老周并不拿“爱”字教他，然而给他描绘这个社会的黑暗面，叙说他自己的悲痛经历时，经常说一些闪烁着智慧和含有深意的哲理。
巴金常到厨房帮老周烧火。起初巴金总是不停地把干草或干柴放进灶孔里去，火快弄灭时，老周就用火钳在灶膛里拨弄几下，火又熊熊燃了起来。老周对他说：“你记住，火要空心，人要忠心。”这样一个遭到过如此不幸、处在困苦境地的人，竟然还有这样坚强而高尚的信念。这使他一生不能忘却，成了他后来的一种生活态度。
第三个先生是编辑吴先忧
吴先忧，四川盐亭县人，“外专”学生。他比巴金年长几岁，在创办《半月》时，自动退学，到一家裁缝店做学徒，实践他所信奉的“劳工神圣”的信念。在这位“先生”那里，巴金第一次听到了“不劳动者不得食”、“劳动是神圣的事”这种新鲜的道理。
在与这位“先生”朋友相处的日子里，有一件事情使巴金十分感动：《半月》每期销一千份，收回的钱很少，还得另外筹钱刊印别的小册子。“先生”家里是姐姐管家，不许“乱用”钱。“先生”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找不到钱就拿自己衣服去押当，或是当棉袍，或是当皮袍。“先生”怕他姐姐知道这件事，出门的时候总是把拿去当的衣服穿在身上，走进了当铺以后才脱下来。当了钱就拿去付印刷费和缴月捐。这位“先生”常常这样做，所以曾闹出夏天穿棉袍的笑话，也有过冬天穿单衣的事情。
巴金写道――母亲教给我“爱”；轿夫老周教给我“忠实”（公道）；朋友吴教给我“自我牺牲”。这些在我的生活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巴金的家和?家?》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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