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2月20日，国内年纪最
大的“慰安妇”朱巧妹去世，终年96岁。
9月3日将迎来一个对中国近代史具有重要意义的纪念日：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上海著名学者苏智良致力于“慰安妇”问题研究。2005年6月19日，苏智良先生在北京接受记者专访时，披露了他对于中国慰安妇问题的最新调查情况，并首次透露：目前尚有最后的35名慰安妇健在人世。
发现亚洲最早的慰安所
记者：我知道你是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关于慰安妇问题，最新的研究成果都有哪些？
苏智良：我研究慰安妇问题有13年了。最早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国内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开展得比较晚。“慰安妇”，日语发音为“IAN FU”，英语译为“comfort鄄women”。“慰安妇”一词带有很大欺骗性，实质就是被迫为日本军人提供性服务的性奴隶。而“慰安妇”一词是加害方一方的日本政府、日本军队、日本官兵采用的语言。正因为如此，至今亚洲各国的很多受害者，仍坚持反对使用这一名词。
最近我们通过大量调查发现，上海是日军实行“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上海有当时中国乃至亚洲最早的慰安所。
自晚清始，上海就是日本海军在海外最大的基地，为了给数以千计的海军陆战官兵提供“卫生”的性服务，早在1931年11月，日本驻上海海军当局已将虹口一带的“大一沙龙”、“小松亭”、“三好馆”、“永乐馆”等4个日本侨民经营的风俗场所，制定为海军特别慰安所，不仅要求其对日本军队开放，还要接受军医的身体检查。这是慰安所名称的第一次出现，也是世界上第一批慰安所。
我们对“大一沙龙”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经过数年的努力，寻访到在其中工作的证人、日本老兵知情者、当年去装修慰安所的退休匠人等，“大一沙龙”的历史轮廓已基本调查清楚，且该处的5幢房屋至今保存完好。“慰安妇”一词正式的使用，大约见于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以后。后来担任侵华日军最高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当时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正是他，为了维持败坏的军纪，首次要求日本国内组织关西地区的妇女，集体来沪“慰问”日军，他采用了一个好听的名词――“慰安妇团”。1932年3月，“慰安妇团”登陆上海，并在吴淞、大场、江湾等地为日本陆军服务，这是日军第一次使用“慰安妇”一词。从此以后，“慰安妇”的身影开始遍及日军铁蹄践踏之处，为日军服务的慰安所不断增加。日军在上海的慰安所，散见于城市的各个角落，有史料或证人证明的，至少有140多个。
记者：最早的慰安所实际主要是以妓女为主的日本慰安妇组成的，但是后来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中国妇女沦为慰安妇？
苏智良：在中国战场，日军通过多种手段来进行“慰安妇”的征集。
第一种是通过暴力强行掳掠中国妇女。像1939年重庆报纸载“当众剥掉衣裳，在肩上刺了号码，一面让我们的女同胞羞耻，不能逃跑，一面又充当他们的兽欲的工具”。第二种是设下种种圈套，比如以招工的名义诱逼妇女落入陷阱；第三种是依靠汉奸组织协助，挑选妇女充当“慰安妇”，他们常常借口登记“良民证”，挨家挨户挑选年轻貌美的女性；此外，还有较少的别国女子充当“慰安妇”。根据日军士兵田义一的战时日记记载，早在1937年12月3日，上海的公共租界内就有慰安所门口张贴着价格表：“日本妇7日元，朝鲜女5日元，苏联、德国、法国女子只需2日元，卫生一流。”不论什么方式，所有这些“慰安妇”都是被强逼加入的。
至少20万中国妇女沦为日军性奴隶
记者：究竟有多少中国妇女被迫成为性奴隶，得出的数据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苏智良：日本学者秦郁彦根据日本军队300万的总人数，以及在日军中流行的1比29的说法，也就是一名慰安妇一天接待29名男性，再加上慰安妇因为生病、死亡等的人员比例更替等因素，推算出慰安妇的总人数为15万人左右。
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认为对新老慰安妇的更替比例估计过小，他认为新老慰安妇的更替比例应为1 1.5至1 2.0之间，因此计算出慰安妇总人数的最高值应为20万人左右。我认为，慰安妇的总人数远不止10多万人或20万人。理由是，首先，日军配备慰安妇制度之完备远远超出我们的估计，从日军的主力大部队，到警备队、小分队，甚至在前线的碉堡内，也设立了慰安所，整个战争期间充当慰安妇的总人数相当巨大。其次，过去对于慰安妇的研究都忽略了中国慰安妇问题。实际上，中国是日军驻扎时间最长、人数最多的地区，慰安所遍及大半个中国，其中主要是中国慰安妇，而这些被日军强征的中国慰安妇往往任何官方记录也没有留下来。第三，过去大大低估了中国慰安妇的实际人数。如1937年底，在杭州一带被掳掠的妇女竟达2万人，海南岛的日军慰安所有60多个，上海的更高达77个，两地的慰安妇有上万人或数万人。第四，中国慰安妇中，既包括长期被掳的妇女，也应该包括短期被掳的妇女，从我的研究来看，这部分慰安妇人数是相当大的。
综合研究各方面史料后得出的结论是：在慰安妇制度实施的7年间，总计慰安妇人数大约有36万人至41万人。
慰安妇的主体是中国和朝鲜的女子。朝鲜慰安妇的人数在14万人至16万人之间，日本慰安妇的人数为2万人左右。尽管来源不同，有一点却是相同的，即中国的慰安妇均是日本侵略者强逼而成的。这类事举不胜举。中国妇女沦为慰安妇后，短则数周，长者达7年之久，如海南保亭县“快乐房”的黎族姑娘乌昂扎等6人，自1941年起直到日军投降才得以解脱，长达5年。
保守的估计，中国慰安妇的总人数在20万人以上，这一数字还不包括那些被日军奸淫数日的妇女。
最后35名“慰安妇”今安在
苏智良：在20多万名中国慰安妇中，能够熬到日军投降而幸存下来的，已为数不多。即便是幸存下来的妇女们，因为遭受长期残酷的摧残，绝大多数丧失了生育能力，晚年陷入了孤独潦倒的凄凉境地，精神上，她们承受着世俗偏见，许多人带着难以名状的羞愧心情苟活至今。
我们通过十几年的寻访，找到100多位慰安妇，有些是巧合，有些是看到我们的工作，主动和我们联系。
湖北的袁竹林是我接触最早的一个慰安妇，是1997年在加拿大由香港作家李碧华介绍给我的，袁竹林后来组建了家庭，但是在文革中曾因此被批斗，家庭也破裂了，一个人领养了一个女儿。后来，李碧华还根据袁竹林的遭遇创作了《烟花三月》。此外，健在的还包括山西的万爱花、李秀梅、刘面焕，海南的黄有良、郭喜翠、陈亚扁，黑龙江的李风云等人，这些健在的慰安妇，都有着和袁竹林类似的经历。
有的至今不愿意公开身份。比如北京的这个慰安妇，已经快80岁，当年还是女学生时就被强掳成为日军性奴隶，至今仍是孤身一人。
今年2月20日，居住在上海崇明的95岁的老人朱巧妹离开了人世，她是世界上“慰安妇”最年长的幸存者。面对日本右翼势力拒不承认侵略事实的态度，朱巧妹老人曾说：“我永远也不原谅日本！”
根据我们做出的调查统计，现在仍然健在并且生活在中国内地的只有35名慰安妇，生活在北京、上海、湖北等9个地方，上海的慰安妇是2个朝鲜籍老太太，因为战后觉得没脸面回老家，就在上海生活了下来，她们现在精神上仍很痛苦。
慰安妇的经历使她们遭受了身心巨大的创伤，烙印一生。在过去的中国，贞操被妇女等同生命，幸存者在战时遭受日军长期性奴役，大部分人认为自己是下贱的、很脏，耻于对别人讲这些经历，有的至今不愿意开口。身体方面普遍有慢性病，如骨头酸痛、神经痛、哮喘、妇女病等，有的长期生活在惊恐不安中。如湖北的袁竹林，文革中遭到歧视和打击，被扣上日本特务的帽子。云南曾有4个受害者找到当地官员：“听说我们可以得到日本人的赔偿……”官员奚落道：“你们这样的事还有脸说吗？”
一位慰安妇对我说：“我今天很羞愧，但回想过去种种，应该羞愧的不是我，而是日本政府！”
尚健在的“慰安妇”口述
万爱花（山西）：我1929年农历腊月十二日出生于内蒙古河林格尔县，4岁那年被父亲卖到山西孟县羊泉村，成了童养媳。1943年6月，驻扎在进圭社的日军扫荡羊泉村，我没来得及躲避被捕，日军把我和另外4个姑娘当做战利品带回进圭据点，白天把我吊在窑洞外的槐树下不停拷打我，晚上则把我关在窑洞里轮番强奸，被关押后第21天深夜，我趁机跑了出来，但是不幸又被抓住，这次被蹂躏了29天，日军见我被折磨得昏死过去，好几天没有醒来，以为我死了，就把我扔到乌河里，后被一位好心老人发现救活。
万爱花是中国慰安妇幸存者中第一个站出来控诉日军暴行的妇女。当年非人的摧残使她整个身体都变了形，胯骨和肋骨骨折，颈部陷向胸腔，腰部陷入骨盆，原来165厘米的个子萎缩到了147厘米，右耳耳垂被日军扯掉一块，她在床上躺了3年，顽强地活了下来。
袁竹林（湖北）：我1922年农历五月十六出生于武汉，1940年春被日本人以招工的名义骗到湖北鄂州，结果被带到了日本人的慰安所，我被叫做“玛沙姑”，汉字写成“雅子”，我们每人分到一间房，大小约七八平方米，第二天，我就被10名日本兵蹂躏，一天下来，连坐也坐不稳，疼痛如刀割一般。经过一段时间，我怀孕了，心想，这样早晚是死，便暗中和一个老乡商量出逃，结果被发现，日本人将我的头死命往墙上撞，鲜血直流，孩子也流产了，从此还落下了头疼病。1958年，居委会的干部指责我是日本婊子，勒令我去黑龙江北大荒，在东北呆了17年，尝遍人间的千辛万苦，后来回到武汉已经是1975年了。我的身体早就垮了，由于日本兵毒打，几乎每天都要头疼。 （《法制与新闻》200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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