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的教授”――与陈寅恪
陈寅恪（1890―1969 是季羡林的老师，也是季羡林人生的设计者。
1930年,季
陈寅恪做学问“不武断，不夸大，不歪曲，不断章取义”，他的治学态度，影响了季羡林，以至耄耋之年的季羡林穷10年之功，写就80万言的《糖史》并译竣吐火罗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
上世纪30年代，德高望重的陈寅恪在清华被誉为“教授的教授”，但他与那些留洋归来的西装革履、发光鉴人的教授不同，他总是身着一袭长袍，朴素无华，肘下夹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着讲课用的书籍资料，一般人还以为他是琉璃厂某书店来清华送书的老板。仅此形象，就给季羡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令人联想季羡林归国后一辈子中山装、圆口布鞋，北大新生误以为他是学校的老工友的趣话来，犹如陈寅恪身影的再现。
陈寅恪对季羡林有提携、知遇之恩。1945年，季羡林留德已10年，准备回国。闻陈寅恪正在英国治疗目疾，他马上给陈先生写信汇报自己10年来的学习研究情况。陈寅恪即复长函鼓励，并推荐他去北大任教。
季羡林到北大后不久，陈寅恪也由英国回到清华。有一段时日，季羡林常登门拜访、讨教，还带上先生喜欢喝的北平天主教外国神父亲手酿制的栅栏葡萄酒。这期间，季羡林写了一篇《浮屠与佛》，他用自己精通吐火罗文的优势，解决了胡适、陈垣都感到困惑的难题。陈寅恪大力赞赏，立即将文章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该刊是当时国内最具权威的学术刊物。果然，文章一发表，季羡林就声名鹊起。在季羡林的学术道路上，陈寅恪帮助他奠定了第一块基石。
“毕竟一书生”――与胡适
季羡林到北大后，尽管与胡适（1891 1962 的学术辈分不同，社会地位悬殊 胡适为校长）,但仍有较为密切的接触。共事3年，令季羡林印象最深的是胡适的为人特别亲切和蔼。
胡适离开大陆后，一直关注季的学术研究。1999年，季羡林赴台访问，友人告诉他，胡适曾对台湾“研究院”李亦园先生说：“做学问应该像北京大学的季羡林那样。”季羡林听罢，百感交集。
“胡适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季羡林如是说。胡适一方面研究学术，一方面从事政治活动。“他有时候想下水，但又怕湿了衣服。”一生在矛盾中度过。季羡林觉得这个“过河卒子”本质上是一介书生。一次他们俩在北京图书馆开评议会，胡适匆匆赶到，声明他要提早退席去赶开另一个重要会议。当与会者发言谈到《水经注》，胡适一听浑身是劲，滔滔不绝发表己见，一直到散会都没退席。
1985年左右，季羡林偶见一报纸发文章批判胡适“一生追随国民党和蒋介石”，觉得有失公允，写了《为胡适说几句话》，有人劝他不要发表，季羡林仍然坚持。在文章中，他说胡适是“一位非常复杂的人物”，是“一个异常聪明的糊涂人”。
“我的知己”――与汤用彤
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著名的佛学大师，时为北大文学院院长。季羡林到北大报到的第一天晚上，汤用彤就设家宴为其接风。
季羡林回国本只想“抢一只饭碗”而已，没想到迈入了北大，被聘为副教授。10天后，汤先生告诉他，他已被聘为正教授兼新成立的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北大早就想设东方语言文学系，有季羡林的到来，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一研究，加之陈寅恪催促，东方语言文学系成立了。季羡林明白这是机遇，这自然与他蜚声德国学坛的论文有关系，但季羡林知道，更是因为汤用彤先生的垂青与提携――那时北大精兵简政，校长仅胡适一人，没有副校长。胡适又不常在校，学校下设文、理、法、农、工和医六个学院，院长权极一方。
在工作中，汤先生亲自出面，为东语系要了教授研究室，把教学、科研用的图书提到研究室，还为季羡林配备了一位研究生助手。季羡林每有新作，总向汤用彤请教。
1947年，汤用彤开“魏晋玄学”课，季羡林做了先生的私淑弟子，听了一年的课，“成了他班上的最忠诚的学生之一”。一年没有缺席一堂课，他认真做笔记，那厚厚的笔记，一直保存至今。
季羡林在晚年回忆汤先生的文章中，对自己“一级教授”、“学部委员”头衔的取得十分感慨：“背后有一个人在，这个人正是锡予先生。”“我不敢谬托自己是锡予先生的知己，我只能说锡予先生是我的知己。” (《人物》2005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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