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农民之子”后，赵玲发现那些人活得很有激情，挺阳光的，积极向上，总在做事情，从没听他们喊“郁闷”。
北师大的“农民之子”学生社团成立已有6年了。这个社团做
“那会儿，真的觉得挺苦闷、挺困惑，不知道毕业后干什么”
“郁闷这个词，成了当今大学生的流行语。”
赵玲现任“农民之子”第3届会长，是历史系03级研究生，本科在上海华东师大读的。她说自己也有过郁闷期，上大一、大二的时候。“我在城市长大，家里娇生惯养的，很少接触农村和农民。到上海读书后，整天琢磨着怎样才能过上小资生活，可一时半会儿也过不上，郁闷得很，常莫名其妙地空虚。”业余时间，赵玲参加了辩论、英语演讲、旅游、游泳等学生社团，主要为了锻炼技能和娱乐。
大三时，她来北师大交流学习，校图书馆正搞“农民之子”展览，几大板会员下乡的图片，让赵玲发现了另一片天地，觉得特新鲜：原来大学校园，还有这么一群人。“我们班上就有一个‘农民之子’的同学，他提出的问题很有深度，人也显得比我们成熟，有责任感，总之，觉得他很特别。”
接触“农民之子”后，她发现那些人活得很有激情，挺阳光的，积极向上，总在做事情，从没听他们喊“郁闷”。
赵玲说很多同学像她一样，上了大学后一直在找，找自己人生的定位、方向，可是找不到。她周围的人要么忙于考研、出国；要么想法子留在上海成为一个白领。大家都沉浸在这样的氛围，跟着潮流走，否则就怕自己落伍了。
接触社会底层的机会多了，赵玲改变很大，学会了反思。比方以前，一想到农民、农民工，她会感到很恐怖，觉得他们又脏、又粗野。到了“农民之子”后，看到的并非如此，就自我反省：我是不是天生就有一种歧视，根本没把他们当成人，当成像你我一样平等的人？
再比如说，现在，大学生都说找工作难，其实并不难。“之所以难，是因为我们总是眼睛向上看，往国外看，却没有往自己的脚下看。像孙恒他们的‘农友之家’，做打工者培训，面对的是多么大的群体啊，他们那里就特别需要大学生，还有打工子弟学校都需要我们。再看看中国的农村，那是多广阔的天地，也特别需要有知识的人，去为农民做事情。”
我疑问，一头扎进穷人堆儿里，难道就不考虑生存，不想挣钱？
她讲因为家里并没马上要自己回报，所以考虑得少。参加“农民之子”，得到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东西。最大的体验是内心有一种踏实感，活得挺充实，也挺快乐。不像以前，总有一种脚不着地的感觉，整天飘飘悠悠的。
采访中意外得知，赵玲已经嫁给了创办“农友之家”，又是“打工青年艺术团”团长的孙恒。“怎么着你也是一个研究生，父母同意你嫁他，同学们怎么看？”
提起这个，赵玲笑眯眯的。她爸妈开始是不同意，赵玲就把孙恒带回老家重庆，将报道孙恒的报纸拿给父母瞧，知道两人在一起做的事情，父母最后很支持。
他俩的家，安在北京五环外的东坝，城乡接合部，租的是一间农民的小平房，每月房租只要100多元，周围住的全是打工者。
“每每念及家乡父老，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
每周日晚，“农民之子”的几位执委要在固定教室开例会，其他会员自愿参加。小结一周工作，再布置下周事情。“开门办会”，是“农民之子”的原则之一。鼓励会员做实事、勤实践、多积累，哪怕去给打工子弟学校上几节课也好。从2001年开始，“农民之子”组织同学去打工子弟学校支教，每年平均7～10周，今年有100多人参加。
除支教外，去农村调研是“农民之子”最常规的活动。这个暑假，他们一队去河南登封，另一队去河北尚义。“农民之子”的会员，60％来自农村。
这些身上还带着泥土气，刚刚跳出农门的农家孩子，本以为自己对农村很了解，可到了“农民之子”后，发现自己并不真正了解农村和农民。
一次下乡调研带来的真切体验，甚至让他们终生难忘。在众多的下乡笔记中，有一篇《贵州行记》，能看到这种心灵震动：
“就因为一个字：穷！穷得让人触目惊心。
“在路上，他们遇见一个残疾人领着一个四五岁的小女孩，小女孩穿着过季的厚衣，光着脚，买不起鞋。在学校，也能看到有的小学生穿着脏兮兮的不合时令的衣服，鞋子露出脚趾，鞋底靠着残破的鞋帮努力、艰难地挂在脚上；有的人家五六口人挤在一间木房里，孩子的奖状无处可贴，只能贴在柜子的里面；有的全家就一张床，孩子竟睡在地上，还没有被子，只有一堆黑乎乎的烂布头、破棉絮；有的家徒四壁，几块木板就算是墙壁；有的土房子在风雨中时时有坍塌的可能；有的点不起电灯，甚至用不起煤油灯，只能点自己采集的松油；有的孩子为了凑够学费，放了假就到城里蹬人力车；有的孩子父母双亡，十几岁就领着弟妹过活；还有的孩子，父亲死于煤窑坍塌，有的死于肺结核，有的流落他乡杳无音信。
“除了种地，还有一个收入来源，就是挖煤。由于没有什么防护措施，煤层又比较浅，因此煤坑也挖得很低，只能供一人爬进爬出，已经发生过几起塌方伤亡事故。但是，受到每天二三十元收入的诱惑，很多人根本不认为这是一件危险的事。
“或许，由于他们的生活状况和生命状态处于生与死的边缘，很难分得清生与死、饥与饱的界限，所以他们会觉得往前一步和往后一步，不会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吧。贫穷，使高贵的生命也变得不再值钱。每家每户，都可以拿出不止一个《卖血证》给你看，没有什么避讳，因为村里90％以上的成年人都卖过血，大家心照不宣。有的卖血者，虚弱得连干活都没力气，常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却没钱治。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自己就只能卖血了，而人的血，又怎比得上淙淙的山泉，长流不息？卖血求生，应该是人类为生存所能采取的最穷途末路的手段了吧。
“我们悲哀，但又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可以阻止。如果马上切断卖血的途径，恐怕又不知会有多少孩子，要从学校走向艰难的打工之路。
“在学校，那些穷苦人家的孩子多是沉默、害羞的，即使主动跟他们说话，也极少开口，绝不多说一个字。这些幼小的心灵，承载了太多的苦难，快乐对他们而言，也是一种奢侈的东西了。”
已经毕业离校的老会员写道：“每每念及家乡父老，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家国天下的大义与个人忧喜悲愤交织在一起，往往使自己时而昂扬、时而伤感；时而激愤、时而焦灼。平常心倒成了一种很不平常的心境了。”
“哪怕有一个人做，哪怕只挽救一个人的生命，也好啊”
;穆玩宇今年12岁，得的是白血病，父母是密云不老屯农民。发病至今，他家花掉了15万元医药费，一贫如洗。
因基本丧失造血机能，前段时间，穆玩宇每隔20天输一次血，后来是每9天输一次，现在要7天一次。如果做“骨髓移植”手术，有50％存活的希望，但费用需40多万元。“农民之子”的救助，就是帮穆玩宇筹得手术的一半费用――20万元。这个数目，对一个学生社团来说难度太大。
今年6月，是赵玲他们悲喜交加、备受考验的月份。为了跑捐款，他们到处求人，可一个月下来，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做好事有这么难，碰到的多是冷漠怀疑，还有白眼。花了十几万元，也没治好孩子的病，穆玩宇家本来已放弃了治疗。大人骗小孩说医院没有床位，所以不能住院。只是想给孩子多吃点好的、喝点好的，就算了。“其实，这就是在等死！”赵玲很不甘心，“是我们，又燃起一家人的希望，说什么我们也要坚持下去！当时，我们完全可以不管，听说光密云县，像玩宇这样的小孩，就有十来个。可是，如果你不做，我不做，大家都不做，真的一点希望都没有了。哪怕有一个人做，哪怕只挽救一个人的生命，也好啊。”他们说。
钱筹得不很顺利，到后来，“农民之子”提的口号是：一块钱，一滴血！“能筹一块是一块，起码可以延续玩宇的生命。只要一输血，穆玩宇跟正常孩子一样，很活泼。可一不输血，他的嘴唇是白的，人马上就蔫了。”
“农民之子”先是在北师大搞了首场募捐，6月5日～11日。校内捐款一周，共募得21086．04元，这给“农民之子”带来了一份信心。“10所高校，不就筹够20万元了。我们再拼命游说别的学校，明天去清华，去他们的总裁班。已经联系好了中国政法大学，他们同意我们去搞募捐。”
“这些高楼大厦，对穷人有啥用啊？耻辱啊！”
救助玩宇的过程，也让会员们对生命的感受更真切、更具体。对一些平时不太注意的社会问题，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思考。参与救助的会员，这样说他们的感想：“像我以前，对国家大兴土木，建起漂亮、雄伟的建筑很是自豪。可参与救玩宇后，我再也不这么认为了。中国有那么多贫穷的人，有那么多看不起病、急需救命钱的人，为什么不把钱多花在他们身上？这些高楼大厦，对穷人有啥用啊？耻辱啊！
“我对钱，本来没什么概念。从前看报道，哪哪儿出了豆腐渣工程，多少多少钱打了水漂；某某贪官，又贪掉了多少，这些数目，对我来说只是个数字，很不具体。可是现在，我一听，脑子里立马就会盘算：这些钱，够救多少个玩宇？我们这个社会，到底是哪里出了毛病？”
通过这次救助，他们对国内一些慈善基金会感到很失望。“缺乏法律有效的监管，效率低下，雷声大雨点小，功利性极强，真正有用的寥寥可数！
眼下，赵玲他们最急迫的事情仍是找钱。穆玩宇和骨髓提供者化验的结果很好，只要交钱，穆玩宇马上可以住院，两个月后就能动手术。可钱至少还差16万元啊！杯水车薪，筹款压力越来越大。
“牙疼啊，牙疼！”赵玲最近一直牙疼，左边的疼，右边的也疼，钱筹得越来越艰难，让人心里冒火。
7月2日，“农民之子”在中国政法大学“喜出望外”地募集到6896．12元，但他们在清华的募捐很不理想。募捐账户里的钱，艰难而缓慢地上升着。到7月11日，账户总额是45105．71元。
在不断的希望与失望中，7月，“农民之子”仍持续着救助活动。 （《中国青年报》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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