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底的一个傍晚，记者在江西省宁都县的一家宾馆见到了曾金福。这是一个32岁的赣南农民，个头不高。这个曾在广东省潮汕地区做了7年打假线人的男子形容自己的处境说：“我必须像兔子一样，出门时先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就怕有人加害。”
他仅剩一半的左耳，还有宛若一只蜈蚣趴在耳边的那道深长的疤痕，就是他为打假付出的代价。曾金福在吞云吐雾中追述着他7年的线人生涯。
初次试水
7年前，25岁的曾金福在小山村实在呆不下去了，便带着妻子、妹妹背起行囊钻进了一辆卧铺车。经过8个小时的颠簸，他们到了汕头。
他先在一家射箭俱乐部当保安，3个月后又与妻子、妹妹跳槽到了潮阳区和平镇中寨乡一家织布厂。这实际上是一个假烟制造窝点，规模很大，有100多个工人、3台卷烟机、1台包装机，每天至少生产500件成品假烟。
“假烟利润很高，老板一天可以净赚5万元，我们的工资也不低，我参与包装、打烟丝这类体力活，月工资有1000元，老婆和妹妹做的是捧烟等轻松活，每个月也有800元。”
90年代末期，福建云霄曾是国内最大的假烟制造基地，遭到政府的强力打击。假烟企业逐渐大规模转移至潮汕地区。假冒红塔山、白沙、红梅等烟草源源不断从这里流向全国，当地政府承受了很大的舆论压力，推出奖励政策，号召社会各界举报打假线索。一天，他听说一名同样来自洛口镇的老乡李小东靠向政府举报造假信息，一个月挣了十几万元奖金，两年下来已经积累了近百万元收入。“打工就算累死了也挣不到那么多。”曾金福想举报自己的老板，但遭到妻子的拒绝，“她认为这样做太不厚道！”3个月后，他不顾妻子的竭力反对，离开了工厂，毅然要走李小东那条致富路。
他整天寻觅造假信息，不久，一个老乡向他透露其妹妹所在的普宁市占陇镇有一个假烟厂，厂房是用竹子和油毡纸架起的一个棚子，里面有3台卷烟机，每天生产成品假烟400件。
他立即举报给烟草专卖局。举报一台卷烟机的奖励费是1万元，他这一次一共领到了3万元奖励，兴奋不已。“我又举报了3个假烟窝点，至少有10台卷烟机，我以为一下子要发大财了，但我大清早举报，他们下午才行动，结果只打了一个点，另两个老板听到风声跑了。”
逐利为先
1998年9月，曾金福决定举报那家织布厂，这一回妻子与妹妹再没反对。他找到了汕头市质检局的杜科长。杜科长带了6个人去打假，但老板叫来了很多人，100多个人将杜科长几个围得水泄不通，厂里的卷烟机被迅速转移。
双方发生了激烈对抗，最后在刑警队的帮助下，只收缴到了1台卷烟机，杜科长的眼睛也被打伤。曾金福没去现场，事后他从质检局领到了1万元奖励，“质检局将卷烟机送到一家正规烟厂，但老板又买了回来，当天晚上就恢复了生产。”
一台卷烟机60余万元，尽管损失惨重，但老板并不知道幕后线人是谁，曾金福的妻子与妹妹仍然在假烟厂工作。他又举报，这回企业已经转移到2公里之外的一个窝点，“假烟厂一般有几个窝点，都是些棚子，一个地方被发现就转移到另一个地方。”
曾金福对内幕了如指掌，他举报给广东省有关部门，但对方回答，等到多个线人的举报线索汇集到几十台卷烟机时再行动，“但那样执法，各老板会通风报信，打的少，跑的多。”
于是他又重新举报给汕头市有关部门，“行动了，但说只打到了半台机子，给了我2000元线索费，而我知道那家厂有4台机子。”
曾对这个收入很不满，并怀疑打假办故意放了老板一马，于是决定以后与省部门合作，因为后者开出的价码更高：举报1台假烟机，奖励2万元。
只有小学文凭的他，脑子却十分灵活，迅速摸到了线人一行的门道。受他的影响，妻子、妹妹也都辞职做起了线人。曾金福开始整理潮汕地区各打假部门的联系方式，并寻求与联合利华、宝洁等公司合作。
他发现，汕头制假主要集中在潮南区，其中胪岗、成田、田心、沙陇等地主要制造假烟、化妆品，两英等地则主要制造香皂、洗发水、牙膏等日用品。而那些产品被假冒的厂家也开出数目不等的奖金换取线人的支持。
“与政府部门相比，这些公司更慷慨，随便打一个造假点就会给好几千元，只要窝点有货，1000元底薪，然后，按件提成，一件成品3元。”
曾金福身边的赣州老乡很多都在造假的厂打工，他就发动他们提供造假窝点的线索，“线索80%都是老乡提供的。我拿到奖金后与厂里的内应对半分成。”
曾金福说，一年下来，除去吃用开销，至少能存余几万元。他在潮汕打假线人圈子中很快成名，很多人都认为他不简单。“那时候，一些打假部门的工作人员过年时还得给我红包，请我不要把某些企业的造假线索提供给别的打假部门。”
此时，越来越多在潮汕一带打工的江西人，尤其是赣州宁都人，都意识到打假是一条发财之道，他们“亲帮亲”地加入了线人队伍。
线人变脸
线人大都住在潮汕一家叫做乐天渔港的房子里，2003年8月10日，乐天渔港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国的大事：29岁的李永平与27岁的老乡邱新荣在普宁一个假烟制造窝点“踩点”时被活活打死。
当天下午5点左右，李永平、邱新荣与另一名线人李秀明到普宁市军埠镇大长垅村一烟草制假点摸情况。他们俩骑一辆江西牌照的幸福125摩托车到了军埠镇。李秀明开摩托车在附近陈店镇接应，邱新荣、李永平则叫了两辆当地“拐的”，往制假点靠近。
为防意外，3人约定每20分钟通一次电话，一有紧急情况，马上拨手机喊人。5点20分，李秀明打了一个电话给邱新荣，邱说没问题。孰料只过了5分钟，李秀明的手机突然响了，只听见邱新荣在叫：“天啊！有人打我……”随后就断了线。
李秀明马上发动摩托车往大长垅村赶去。路上，他看到一辆很旧的六轮货车装满了假烟丝，停在假烟厂旁边。一伙人发现他骑的摩托车是外地牌，恶狠狠地骑着摩托车追来，他赶紧掉转车头逃命。
车速打到了每小时80公里，李秀明听到身后“砰”的一声巨响，回头一看，原来是追他的一辆摩托车撞倒了一位骑车路过的妇女。五六辆追车停止了追赶，李秀明躲过一劫，马上报案。但是，警方赶到时，邱新荣浑身是血，早就没气了，李永平还有点气，嘴里不停地吐血泡，不久也气绝而亡。
就在李永平倒下的地方，两边布满了油毛毡窝棚。这些都是当地的家庭小作坊，窝棚门一关，干什么的都有。他们踩点的那个窝棚后面有一个后门，门边，烟囱伸向了一个地下水池，那是为过滤烤烟时的浓重气味而设的。而在窝棚后烟丝堆得像小山，警方当场抓获装了假烟丝的货车3辆。
李永平的惨死对其他线人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加速了他们的嬗变：一部分投奔造假者，一部分开始收敛，只要造假者给钱就不举报，还有一部分退出了江湖，乐天渔港的线人从六七百骤然减至两三百人。
其实，早在2000年，也就是线人现象刚浮出水面不久，潮汕一带的线人就已经开始与造假者“握手言和”。
曾金福说，一次潮南区某打假部门的一名股长请他吃饭，席间进来一人殷勤作陪。酒过三巡，股长介绍说这就是吴老板。他的日用品厂持有合法执照，但私下却生产假冒舒肤佳等产品，曾金福之前曾带执法人员去过该厂，但未抓获现场证据。
吴老板借酒向曾金福“交心”，说我找你好苦哇，今天我们是兄弟了，以后你要多多关照。吴老板的见面礼是4条中华香烟和5000元钱。
曾金福说，打假圈子中稍有名气的头目都曾在个别打假部门工作人员的牵线下坐到了制假者的宴席上。曾金福把线人比作狗，把打假职能部门比作猫，而制假者则是鼠。三者的相互联系是狗发现老鼠，然后通知猫去抓鼠。职能部门如果知假不打，线人可能通过媒体或上级部门投诉其不作为，然而如果有些部门有报必出，个别打假部门工作人员与制假者的地下利益交换就会受到冲击，因此猫和鼠不得不“分给狗一杯羹”。
“老板都在尽力结交更多的线人，如果被举报了，损失是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而线人几千元就可以打发，老板们都会算账。”曾金福承认和其他头目一样，他也有几个老板每月至少进贡数千元的“封口费”，这比举报费来得更多、更快，而且更稳定，更安全，线人们纷纷倒戈，做起保假者。
曾金福说，一个假烟厂每个月可能需要花费八九万元“打点费”，线人头目与制假者和谐相处，老板们可以免遭打击，头目的收入也飞涨，几个头目很快基本都买了轿车。
彻底异化
老板恩威并举，警告头目收钱后不得再向政府部门举报，完成了制假格局的短暂平衡。但线人背后却互通信息，交叉举报对方背后的“冤大头”，“黑吃黑”，然后共分敲来的“封口费”。制假老板不堪其扰。
这些老板很快想出了新的安抚方式――让头目入股假烟厂。具体做法是，让头目一次性入股4万元以上现金，然后每月收获该笔股金80％的分红。这样，头目与造假老板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视厂为家，竭力为假烟厂扫除一切威胁。
这些经验丰富的打假线人反戈后，对打假工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障碍。他们帮助造假者订立了一套针对性颇强的制度，比如尽量少雇佣江西籍工人，在厂时间收掉所有通讯工具，甚至连妇女所用的卫生巾都交由保安购买，竭力切断厂内工人和外界的联络。
曾金福说，潮汕制假特别是烟草制假的新格局已经形成。卷烟机原先60万元一台，现在降为20万元，只要安全运转一周便可赚回投资，假烟行业得以迅速发展。他补充说，潮汕一带的烟机比以前至少增加了70%，假烟业分工更趋细化，包装印刷、运输、贸易、销售、服务业更加成熟。
（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新民周刊》2005年第2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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