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文井在1999年武汉出版社出版的《风雨回眸》里有一篇《赵树理在北京胡同里》，其中记了一件难以想象的事：“1953年夏天有个黄昏，我听见老赵唉声叹气从院子里经过，嗓门特大，情况显然异常。等我赶出去，他已经左右开弓，自己打起自己的耳光来。我跟随他到了他那间北屋，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不回答，一边自打耳光
“原来他是为儿子上学的事生气。这年秋天，北京市可以容许学生住宿的重点小学‘育才’小学有两个名额分配给‘作协’。‘作协’该入学的孩子不少，暗中竞争很激烈。老赵也为自己那个男孩争取过。好像那时他还没有把全家搬到北京来，没有管家务管孩子。竞争的结果，老赵自然归于失败者的行列中。许多话，老赵又不愿意明说，在气头上，他就采取了农村妇女通行的那种自我发泄方式。”
文井说 1953年，他和老赵同时迁入东总布胡同46号，因过去是制酱作坊，人称“大酱缸”。50年代初的老赵，在北京以至全国，早已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想不到他在“大酱缸”里却算不上个老几。他在作协没有官职，级别不高；他又不会利用他的艺术成就为自己制造声势，更不会昂着脑袋对人摆架子。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土特产”。不讲究包装的“土特产”可以令人受用，却不受人尊重。
老赵在儿子上学这事上不如意，但上世纪六十年代他让女儿不升学而去学理发，却曾受到过表扬。老赵为什么不让女儿接着上学，是单纯的响应号召，还是也认为（体力）劳动至上，抑或有感于某些圈子里人情冷漠难处，希望女儿另寻一块天地？（《北京青年报》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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