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近日指出，旧型工业化是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后，由投资驱动的工业化道路，其经济增长主要依靠资本积累。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走的就是旧型工业化道路，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导致农业严重受损，服务业落后，高投入和低效率并存。时到如今，旧体制仍然留下了政府配置重要经济资源，政绩标准以GDP增长
1.扬短避长，浪费资源。改善资源配置和提高经济效率的首要要求，是“扬长避短，发挥优势”，而我国资源的特点是：人力资源丰富、自然资源短缺、资本资源紧俏、生态环境脆弱，在这样的条件下集中力量发展重化工业，显然是扬短避长。
2.削弱技术创新，延缓提高效率。由于要素价格扭曲，政策向重化工业和加工业倾斜，压抑了企业在技术创新、产品升级和提高效率上的投入，使我国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投入、科研成果和专利数量都大大低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3.造成原材料、燃料资源的高度紧张。中国的自然资源并不丰富，无法支撑高资源耗费的粗放增长。
4.破坏生态环境。高污染产业的过度发展，造成我国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
5.增加就业难度。重化工业创造新就业岗位的能力很差。有研究显示，重工业部门每亿元投资提供0.5万个就业机会，只及轻工业的1/3。
6.抑制服务业发展。2001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33.6％，大大低于低收入国家45％的平均水平，但近年来不升反降，高附加值的服务业发展不起来，我们只能给外国企业“卖苦力”，从中消耗了大量不可再生资源，承受着环境污染，背负着“倾销”的恶名，可利润的大头却不在自己手里。
7.引发短期和长期的金融问题。我国GDP中用于投资的占40％～45％。这种投资比重过大的局面，在短期内会引发投资与消费结构扭曲，造成国内最终需求不足；在过量投资主要靠银行信贷支撑的条件下，无效投资意味着银行系统不良资产和金融风险的积累。
吴敬琏说，增长模式转变的症结在于将行政配置主体的资源配置方式转变为市场配置为基础的资源配置方式。而增长模式转变的关键之关键是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要改变错位、越位、不到位的状态，建设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当前中国经济应该通过三条路径增长模式的转变，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一是加快科学技术进步。二是加快服务业发展。三是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新华每日电讯》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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