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生育原因多样化
尽管目前国家仍然是执行“一对夫妇只要一个孩子”的基本国策，但事实上，多生孩子的现象已经不再局限于农村，都市家庭生育二胎的现象也开始多起来。
“一个孩子太孤单。我准备生第二个。”来自北京的伍冬 化名 如是说。伍冬是石家庄人，工作的需
在都市生育二胎的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像伍冬这样具有高学历的人员。为了事业发展，他们大都选择了晚育，而先立业后生孩子的选择，恰好使他们具备了一定的家庭资产，从而拥有了更多的生活自由度。
就职于河北省一家医疗单位的王女士，因为怀孕在家休养，这是她的第二个孩子，老大已经三岁半了。她说：“在有了一个儿子后，我们都觉得还应该有一个女儿。”王女士的丈夫是个体业者，生意做得挺大，家里也不指着她挣钱，单位里像她这样的行政人员很多，而岗位不足，使她有休假机会。
为生二胎耍尽“花招”
为多要一个孩子，邢台的赵先生在某海边城市购买了一套海景住宅，并且把妻子的户口迁移过去，然后通过朋友关系，弄到了一张当地的准生证。不到一年的时间，赵先生的第二个孩子平安降生。“等孩子大一些，需要入托、上学了，再找关系把户口迁回来就行了。”赵先生说。
目前，一些城市户口政策出现松动，这给予了一些二胎生育者为孩子取得合法社会身份的机会；一些民营的或者商业性办学活动的日益兴盛，为超生的孩子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商品房市场的大发展，也使得一些收入较高的家庭，买第二套、甚至第三套住宅已经很方便，因此可以“狡兔三窟”，躲避有关部门的清查和管理。
在都市，单位是员工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首要监督人，因为一旦哪个员工超生违背了政策，可能要遭到除名、罚钱等处罚。但随着社会选择性的增多，人员自由流动的出现和便利，单位这一天然屏障已经开始越来越失去作用。“想生几个就生几个。”这是伍冬们的想法。
另外，在生育多胎的时候，很多人想尽办法不违法。一些高学历、高收入者采取了同境外人士结婚，或干脆自己就获得了国外“绿卡”或国籍的方式规避政策限制。借出国机会在国外生育，令孩子自动获得外国国籍以规避国内计生政策，也是目前部分高收入人士利用的方式之一。
二胎人群两极端
统计显示，想要二胎的人群，分布在收入偏低的农村人口和都市收入居高的成功人群中。农村人口往往为了劳力需要而多生孩子。但都市二胎家庭，则与财富和成功密切相关。高收入人群中的父母，往往愿意给自己的孩子创造一个“有伴”的成长和生活环境。
《中国青年报》一项针对博士、硕士等高级知识分子的调查显示，近八成的高知认为，一对夫妇有两个孩子较为合适。在一胎化政策未松绑前，近四成的人考虑到国外生第二胎。
有社会学家表示，高收入，让一些有二胎生育意愿的人，多了要一个孩子的可能。比别人多生一个孩子，和拥有名车、豪宅一样，在一些人心里已经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 （《燕赵都市报》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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