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0月，本文作者采访了《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之子王芝琛，其中有一部分谈话披露了王芸生临终口述的情景和一些口述内容。
许：在您的记忆中，父亲临终前的口述是不是让您认识到他的另一面？
王：
许：您说他临终前说的事让您感到很震惊，能不能把您印象最深的事列出来？
王：主要还是《大公报》的事，他的《大公报》情结太深了。1949年以后，《大公报》的变迁太大了，没有什么发言权，最终步入日落西山的境地，父亲虽然作了很大的努力，但也无济于事。
父亲在生命的最后岁月跟我讲了许多我听不懂的鲜为人知的东西，我甚至觉得他讲的一些话太反动了。随着父亲的病情越来越严重，系统的口述越来越困难，讲的时候常常语不得体，往往从一个题目一下子跳到另一个题目，逻辑性不是很强的，而是很散很乱的，往往是东拉一句，西扯一句，每天讲的题目也不一样。我当时听不懂，经过多年的研究，现在我当然懂了。
许：能否大概地介绍一下他的口述集中在哪些方面？
王：生命的最后三个月，他陆陆续续与我谈到一生经历的很多重大历史事件，比如中苏关系、西安事变、《大公报》和国共双方的关系等等。他讲了不少自己的观点，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顾忌的。
许：在这么长的讲述过程中，他的情绪怎么样？
王：他表现出无可奈何的情绪。“文革”结束后，所有在“文革”中解散的报纸都恢复了，只有《大公报》没有恢复。《大公报》的一些同仁从生活上考虑，也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基本上都希望恢复这张报纸，并且签了字，也找我父亲签字，可我父亲没有签。他说：“《大公报》是一个历史的产物，文人论政已是明日黄花，已经没有必要恢复。”
许：我在阅读您父亲撰写并在60年代初发表的《1926――1949年的大公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里全然没有洋洋洒洒、视野开阔、气魄宏大的文字风格，有的只是上纲上线的政治批判和夸张了的自我否定，读后令人叹息！我想，一向为士林所重的政论高手写出这样的回忆文章，正印证了杜甫所讲的“文章憎命达”，不知您有何感想？
王：他在那个年代只能如此，他临终前跟张季鸾的儿子说：“《大公报》的历史不能由我写，我写的那个不算数。”
父亲临终前已大彻大悟，悔恨自己无论有多大压力，有多么悲痛，都不该写这样一篇“自我讨伐”式的长文，与曹谷冰一起写成的这篇文章是他一生中“最大的违心之作”。他说实在顶不住当时的压力，当时根本不想写，周恩来三次找他，最后一次明确告诉我父亲这是毛主席的意思。这就由不得父亲了。当他写完该文后长叹道：“想不到，《大公报》还是出于我的手而盖棺论定的。”
他表示太悔恨了，说：“真没想到，在那场围剿《大公报》的战斗中，我居然成了一个可耻的一员。是我自己把《大公报》埋葬了。《大公报》的阴魂该散了。”
许：他这次跟您长谈应当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对他来讲，说出来是一种解脱。
王：对，对。他心里憋得很，这是他多年来积攒下来的爆发，是多年压抑的结果，讲到愤怒的时候他会拍桌子，有时候泪流满面。比如他回忆，建国初期，有一次他参加中央统战部召开的高级知识分子会议，是统战部领导作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报告，是谁作报告他已经忘了，但当时讲的话他记得非常清楚。这位领导说，毛主席教导你们这些人每天起码要看三次自己的屁股，看尾巴是不是翘起来了，如果翘起来就赶快打下去。说到这里，他狠狠地拍了一下桌子……
他说从于师于友于兄的角度，他愧对张季鸾，没有为张写成传记。他说：“我是欠债的，我欠，欠季鸾兄一篇他的传记。”父亲多次动了念头想写，但多少次又不得不放弃了。他流着泪激动地说：“我自量没有这个文采，应该恰当地还一个真实的张季鸾告之世人。别说这么一个历史人物、时代的俊杰，还要再编排一些‘帽子’给他戴上，这支笔如何忍心下得？”说着说着他拿着一张白纸，连说：“寄给他，寄给他，我的白卷。”
他一再自责《大公报》是毁在他个人的手里。我一再表示不同意他的想法，说再有能耐的人也不行。但他仍然坚持己见，说着说着就泪流满面了。
（《文史精华》200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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