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鲁迅手稿遗失问题，云谲波诡，惊天动地。许广平先生为此事急愤交加心脏病发作猝然逝世。周恩来总理主持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决定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负责追查鲁迅手搞下落。杨成武又交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具体办理。江青则借此大兴大案、冤狱。
所谓鲁迅手稿遗失问题究竟是怎么
盗窃鲁迅手稿可是不轻的罪名。可是，1983年审判戚本禹，戚被判18年徒刑，但不论是检察院的起诉书，还是法院的判决书，一句也没有涉及鲁迅手稿的事。这是为什么？是疏忽吗？显然不是。其合理的逻辑只能是：盗窃鲁迅手稿的罪名不能成立。
戚本禹在1967年1月从文化部档案室取走鲁迅手稿，这是“奉命”行事（并给文化部写了收据），而不是“盗窃”。1967年1月14日，戚本禹在文化部大门口讲话，谈到鲁迅手稿问题。他说：
还有一件事要跟大家商量。各派都要派人封人事档案和档案室，文化部这里有毛选四、五卷的手稿和鲁迅的手稿，各派观点不同，不稳定，所以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把手稿交中央文革小组保管，大家看行不行？（群众高喊：同意）我今天就为这个任务来的，我现在就把这个材料带走。
戚本禹讲话中所谓的“中央文革小组决定”，并不一定是中央文革小组专门开会讨论过，江青或陈伯达说句话，或有所表示，也算中央文革小组决定。1968年3月4日，傅崇碧到秦城监狱提审戚本禹，戚交代说，他是受江青之命去文化部取走这批鲁迅手稿的，如今就存放在钓鱼台的中央文革小组。
这就是所谓鲁迅手稿“遗失”的真实情况。1968年3月2日，许广平先生给周总理写信查问鲁迅手稿，其心情是焦急的，但叙事却是平实的――她只是说戚本禹把手稿“拿走”，并没说盗窃。
江青看到许广平先生这封信后，说什么：“信里反映的事情我们过去一点都不知道，叫戚本禹交代，冲着这一条就可以枪毙他！如果不交代，就枪毙他！这个东西是不是找一个地方保管（姚文元插话：放在中央档案馆），统统拍照。这些王八蛋想毁坏手稿，将来可能要翻案。看来她（指许广平）受了刺激。有心脏病的人怎么受得住这个刺激呢！分明是陷害，要追查这件事！”江青说“这个东西是不是找一个地方保管”，这不就是说明她知道“这个东西”当时还在什么地方存在着吗？！我觉得，江青这番话，一方面是假慈悲，一方面是推卸责任，是把许广平先生之死的责任栽在已经被他们抛弃的戚本禹身上。看来，在“震撼全国”的鲁迅手稿遗失问题上，必须分清两件事：一件是鲁迅手稿遗失本身，一件是江青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制造这样或那样的事端。这两件事，显然是不同的。
那么，鲁迅手稿的实际命运如何呢？从戚本禹1967年1月从文化部取走鲁迅手稿，到他1968年1月14日被抓起来，整整一年的时间，再到1968年3月2日许广平先生给周总理写信查问鲁迅手稿下落，时间将近一年零两个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不论戚本禹的交代，还是事实，都说明鲁迅这批手稿一直放在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保密室。到1968年3月8日傅崇碧经过艰苦努力查到它们时，看到的是装鲁迅手稿的“四只樟木大箱子，都用铁锁封闭着”。这说明，到这时鲁迅手稿只是从文化部的档案室移到中央文革小组办事组的保密室，不要说“毁坏”，甚至动都没有人动过。（《党史博览》200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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