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人民大会堂的最佳方式
我家的地理位置有点特殊：它坐落在北京的心脏地带―
要完成这“一箭之遥”的行进，共有四种方式可选择：（1）步行，需40分钟。 2 骑自行车，需15分钟。（3）乘公交车，包括步行到车站、等车、塞车等因素，大约需30－40分钟。（4）打的，如果不塞车的话，一去15－20分钟；但回来可就困难了，因为第一打不到车，长安街上不允许出租车空驶，更不允许随便停车。第二，东单路口不允许左转弯，必须前行到两公里以外的建国门绕二环路口回来，中间需耐心等待东单、北京站两个大红绿灯，这么一去一来，时间就没谱儿了，一小时开外也是题中之义。
这样，我抵达人民大会堂的最佳方式，肯定是骑自行车了。而且多年来，骑车一直是我上班的交通方式，这可以一直追溯到上世纪70年代我刚参加工作时，就天天骑车20里地上下班，一来一去两个小时，风雨无阻地骑了八年，于是我的身体就很棒。现在我家离就职的报社仅“半箭之遥”，骑自行车10分钟就到，而若开小车，单是过崇文门路口就得20分钟，所以我也没买私家车，非不能也，实不需也。
就这么着，当记者20多年来，无数次去人民大会堂开会，每次我都是骑车去，一直很自在。可是近三四年来，我发现出问题了――社会财富使社会的精神环境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基本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以至，它对我竟产生了一种几乎是不可抗拒的挤压！
到人民大会堂开会的各色人等，包括我们这越来越庞大的记者群，渐渐地都变成了先富起来的小车阶级。有一次，我又骑车到了人民大会堂东门，发现竟只有我一辆自行车了，警卫因此拉长了脸，竟不让我把车放在以往一直放自行车的小树林内。我心里不服，一直等着不进去，想看看是不是就我一个人还骑自行车？结果是大出意外，果然是“孤家寡人”了！
同事们、同仁们、朋友们见我骑着车来，往往都是冲口而出：“怎么还骑车呐？你！”
这里面的潜台词颇多，有“你该买辆小车了”，有“至少也应该打辆车”，还有“掉价儿”、“离谱儿”、“穷酸儿”、“抠门儿”，等等。以前我听了全不往心里去，笑答一句，也就抛在脑后了。可现在，一次两次八次十次、二十次……我意识到坏了，自己简直成了新闻界的贫下中农了，因而渐渐的，竟也觉得脸上有些挂不住了。
说实在的，我这人虽然外表文弱，但却是个主观意志很坚强的女性，认准了的道理，敢于坚持，一般不是轻易就妥协的。比如我从小就被打下了坚实基础的一些优秀传统观念――节俭、本色、不贪钱财、不慕虚荣、实事求是、平民立场等等，多年来我一直理想主义地坚持着。
可是现在，我自己竟也虚荣起来了！车一骑到人民大会堂附近，就会下意识地左右看看，是在看有没有熟人？最好是没有。我就迅速闪身到小树林中间，把自行车放好。然后，长出一口气，将胳膊在阳光下画出一个潇洒的圈圈，“哗”地掏出大红烫金请柬，就昂起头，往里走。唉，平心而论，我是热爱我的自行车的，而且从身体到心理、从形而下到形而上，都觉得舒服―――尤其是在清风、白云、红日、蓝天、鸽哨、鲜花之下，更尤其是在宽敞整洁、大气磅礴的天安门广场。可是，我也真的越来越惧怕熟人的目光了，它们闪闪烁烁，犹如一把把利剑，不是暖暖的垂怜就是冷冷的鄙夷，都让我浑身长刺。
终于，有一天，我的一位好友结结巴巴对我说：“下次，你从单位，要个车吧？你们报社不至于穷到，这……份上吧！”
哎哟，麻烦了，我的骑车已经不是我个人的行为，而是关系到我们报社的形象和声誉了！
和女儿一代的金钱冲突
前些年，女儿十四五岁时，还未长成，懵懵懂懂，我曾连哄带蒙，从她嘴里挖出了他们少男少女的一些细节，总结出了女儿和她同学的十大怪。有其一曰“穷者的富人气度”，是说这些孩子明明没钱，却个个都要争创“多花钱少办事”的业绩，比如同样的东西非要到多费钞票的大商场去买，打的非要坐收费高的车，跟小商贩买东西非要多给他们两块钱什么的，他们管这叫“感觉好”。现在，女儿已经是20岁的大姑娘了，且成为留学英伦的大学生，又且自己还能打工挣钱，当然消费起来，就已经完全是个有主见的“成年人”了。
第一年暑假女儿回国时，流行在我舌间的口头语是“看着你花钱我都眼晕！”说来我也一直在京城长大，自小家庭环境也不错，至少不是老土吧。可是女儿一回到家，就法官似的裁定我“土”。她拎出了个亮闪闪的小皮包，有书本那么大，很精致，我认不出是哪国货什么品牌。还没等我把那几个字母拼出来，女儿就宣布了它的价格――合人民币四千多元！我就惊呼起来。而女儿不慌不忙，心闲气定，又从里面掏出个同样风格的小钱包，大将风度地说别忙，还包括这个钱包呢。我还是呼叫，那也贵得太邪乎了，这根本不应该是你用的东西，你的任务是好好学习，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学习上要向高标准看齐，你怎么没把社会主义的好作风保持好，倒沾染上了资本主义的奢靡……女儿就恼了，说你可真土！又说，这是我自己打工挣的钱。我也恼了，疾言厉色说：
“我也不是没有这份钱，但我绝不会花得这么奢侈，我更愿意把钱花在有意义的地方……”
最让我受不了的还有一次，她非要买晚礼服，说是在英国参加Party，英国和别的国家的学生都穿得很正式，只有中国大陆的孩子们什么衣服都穿着就去了，她觉得让人很看不起。对此我执异议，说我怎么不相信呀？你不是学生吗？学生的关键不是功课吗？只要学习成绩好，谁敢小看你？……女儿又恼了，去向姥姥姥爷申述。于是，我的父母反过来做我的工作，督我陪女儿前往王府井购买。
到了百货大楼一看，那些晚礼服确实华贵确实漂亮确实光彩照人，可是挺胸束腰露着肩裸着背，是给工作以后的成年女性预备的，哪儿是小小学生年纪的女儿穿的？女儿可不这么想，大为兴奋地、不厌其烦地试穿着，最后还登鼻子上脸，说要买一红一黑两件。我的火一点一点从胸膛升到嗓子眼，压了又压，最终还是火山爆发了，拉下脸来，一言不发地回家了。
女儿回来以后也黑着脸，说我“僵化”“保宁”“封建主义”，跟不上时代发展的大好形势了。她最后一句话尤其刺激我，简直把我轰炸碎了：“哼，你还是大报记者呢，你还敢号称有名的作家呢，你就这么代表中国的知识分子呀！”
我干瞪着眼，干张着嘴，双手干比划着，就是说不出话来。因为我的心确实哆嗦起来了，我确实对自己产生了疑问：难道真的是我错了？
好在今天我的宝贝女儿的理财观念，已经自己在改变了，在向好的方向转变，在确确实实向我的方向靠拢。我心花怒放地读着她给我发来的E－mail：“现在打工挣的钱，已经不乱花了，而是存了起来，将来用作创业基金。”仁慈的上帝啊！
我所珍惜的，我所追求的
不讳言，我的确有着许多的优秀品质，总结如下：
一、节约，懂得珍惜东西。比如到现在也不能容忍浪费粮食，每次在饭店吃罢饭，都会要求主宾把剩下的打包。前几年，在有人鼓吹中国的粮食吃不完的时候，我依然坚持这样做，以至于有一次一位熟稔的朋友笑话我说，“你不知道现在粮食是最便宜的东西呀？”我想也没想，就厉声说：“凡中国人，就连七岁小孩子也知道，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粮食问题。中国的粮食永远都不会多，这是一个中国人的基本常识！”
二、节俭，从不愿意乱花钱。一般女人的缺点，都是爱买一堆没用的东西，回家以后就丢在一旁，直到搁得满是灰尘了再扔出去。还有一大毛病就是爱随手买衣服，回家一看不喜欢了，就塞进衣拒高高挂起。我时时警告自己，尽量别犯这些毛病。我要求自己衣服买了就要穿，东西买了就得用。
三、坚持自己的审美立场，不随波逐流，更不赶时髦。什么是一个女人的美？是品位。而什么是高雅的品位呢？我认为，装扮必须尽可能求其本真，自然得体，最是恰如其分。
四、不慕虚荣，这是女人最要紧的原则。我从年轻时代在工厂当青工起，就惊喜地发现，自己身上具备着一点也不虚荣的优秀品质。当时我们车间有一百多青工，我算是家庭经济条件上好的，可是我不讲吃不讲穿只爱看书学习。每天，我一边自己补习着初中高中语文代数，一边笑看着有的小男工小女工，宁愿回家吃窝头就咸菜，也要玩命攒出钱来买一件的确良衬衫；或者是家里穷得一间屋子半张炕，也要戴着墨镜拖着喇叭裤，在厂区里招摇。当然，我只是觉得好玩，并不蔑视他们，我深知，他们对此看得很重，目的是为了吸引别人的眼球，增加自身价值，因为除此之外，他们再无其他可以炫耀的东西了。
五、廉洁自好，不占不贪，这一点最重要。前几年我们大学同学聚会，当一位同在报界的同学听说我每月的工资是两千元时，当即评价：“这说明你没混好。”我很意外，问“混好”的概念是什么？他脱口答道：“在北京新闻界，要是每月还混不出一万块，就算……”我愕然，不相信地追问道：“你们报社每月能发你一万块？”他笑了，不加掩饰地说 “你是真傻假傻呀，你有那么一个大报副刊在手里……”
哦，我明白了。可是我不能接受。说真心话，两千多元的工资确实不高（现在工资已经不止这个数了），但我可以通过自己的写作再挣点稿费，有时还能挣点讲课费、评审费什么的。加上我的生活很本真很简单，没有什么高消费的欲望，也没时间没心情去泡吧泡商场什么的，所以我一点儿也没觉得钱紧。以我“不大”的又“无限大”的追求来说，吃得再好，不也就是一天三顿；穿得再好，不也就是三尺之躯；住得再好，不也就是一张床？而我个人觉得最享受的快乐，是坐在电脑桌前，写我自己想写的散文，那时，心中满涨着做宗教仪式一般的幸福感，全身的血液都在欢唱着，把“无限大”的追求抛洒向朗朗青天。 （《北京文学》2005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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