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东莞市人民法院东城法庭，四个法官，年结案2500来件，息诉服判率在95%以上。也就是说，一年有5000“冤家对头”在这里胜败皆服。四川有个法院不大信，由院长带队到东城“微服私访”。临走，院长掏了心窝儿：我们也是全国优秀法院，但服了东城！记者起初也不信，但多日采访下来，了解了
东城法官的故事。
开庭半小时 调解几个月
东城法庭庭长苏卫东认为：我们扎根在最基层，审理的都是一般民商事案件，家长里短、邻里纠纷的居多。“如果图省事一判了之，但此后矛盾依旧在，那就不妨进行调解”。东城法庭的法官们，就是抱着这样的理念，努力找寻着“化干戈为玉帛”的秘笈。
一宗很简单的离婚案，两人分居已7年，女儿归女方抚养，也没有什么共同财产，对法官来说这种案子太简单了，一纸离婚判决书啥都“搞掂”。可送达判决书那天，法官的心又不平静了。
这个案子由当时的书记员陈宇跟进，判决下了，女方伦某带着女儿来等他。女方没地方住。伦某47岁了，看上去很苍老，生活担子压得她喘不过气来。是她主动提出离婚的，因为“他经常打我，打得可狠了，我再也受不了了”。可是，她只靠挑点日用品走街串巷挣取生活费，离婚后没有“片瓦遮头”，租房子太贵，她承受不起。
“求求你，只要有地方住，我再怎么辛苦都可以把女儿拉扯大，供她读书。”伦某哀求着陈宇，还拉过8岁的女儿，让陈宇看看女儿的头――头发都被蜡烛烧坏了。原来，她和女儿勉强栖身的地方连电灯都没有，平常就靠点蜡烛照明。
陈宇意识到，“仅仅是判决，并不能解决问题。”考虑到伦某的前夫父母有两套房子，旧房子空着，完全可以收留伦某母女，法庭的几名法官就与当地的居委会、妇联一起，开始了最磨人的调解工作。
首攻伦某的前夫袁某。“你也不想女儿过得不好对不对？”“女儿的上户口问题我们一起来想办法解决好不好？”“旧房子租出去也租不到多少钱不是吗？”袁某松口了，说房子是父母的，只要父母同意就没问题。
再劝袁某的母亲。从同为母亲的角度，从亲情切入，东城法庭的法官们不厌其烦地一次次上门当说客。终于，袁某的母亲慢慢软化了。当场，一份调解协议签了下来，伦某母女可以在那旧房子里住到女儿成年，还可以领袁某在村里的口粮当抚养费。
拿到协议书，伦某感动得要当场给法官们下跪。这件案子，开庭只用了半个小时，可判决后的调解工作，东城法庭的法官们花了几个月。刚刚任职法官的陈宇说：“我想，什么叫‘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大概这就是吧。”
鸡毛蒜皮事 和风唤丽日
春日的早晨，陈某在东莞临街的小食店吃着一碗热腾腾的米粉。可米粉里一根鱼刺和一块发臭的皮蛋让他倒足了胃口，他甩手走了。可是，肚子开始隐隐作痛，而且越来越厉害。到医院一检查，确诊为“食物中毒”，还要住院。
陈某出院后，找到米粉店老板要求赔偿，连医疗费、住院费、误工费等一共6000元。店主当然不干了：“我店的食品一向卫生，你有什么证据说就是吃我店里的米粉中毒的呢？”
陈某去了消费者委员会，消委会要求他出示在该店吃过米粉以及中毒的证据。他犯难了，转向法院递了一纸诉状。米粉店老板说陈某分明是敲诈。双方剑拔弩张。案子到了庭长苏卫东手里，他想把这个硬骨头啃下来：解决好这宗案，可以教育一大片――这是老百姓最常遇见的身边事。
苏卫东绕开谁对谁错，先询问米粉店老板：陈某是不是在当天到你店里吃过米粉？是不是你们店的消费者？米粉店认为这点没有疑问。苏卫东就细细解释法律对消费者权益的一些规定，“他既然是一个消费者，提出索赔是正当权利，你怎么可以动不动就说他故意敲诈呢？”米粉店老板缓和了点。苏卫东趁热打铁要求他“换位思考”：陈某有无可能以损害自己身体的方式来敲诈呢？米粉店老板若有所思。
苏卫东扭头做陈某的思想工作，“你是受害者我们同情，不过索赔的要求也要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三言两语，陈某自己都承认要求6000元的赔偿“过了些”。双方当场调解，米粉店老板当场清付商量好的3000元赔款。
这样形形色色的“鸡毛蒜皮事”，东城法庭每天都要面对。他们自己的总结是：要和风细雨，春风化雨，才能“风和日丽”。（《羊城晚报》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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