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法制日报》报道，河北省沧州盐山县于某、庞某夫妇向公安机关举报抢劫杀人疑犯，被公开披露后，生活因此受到极大影响。
日前，于某和庞某以侵权为由，将南皮县公安局、沧州晚报及记者告上法庭，索赔106万元。沧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此案。
雾夜举报
于桂华是河北盐山县圣佛镇杨甫寨村人，经营着一家庭加工厂。由于厂子效益不错，他闲下来玩鸽子，结交了不少鸽友，也认识了距离他家十华里的南皮县焦山寺村的蔡宝玉。
2003年11月25日，焦山寺村发生一起抢劫杀人案：歹徒砍了信贷员李天福31刀致其死亡，抢走7600元钱。警方经过侦查，很快在蔡宝玉的三姐家查到血衣，其姐夫被警方带走。警方很快断定蔡宝玉有重大嫌疑，并知道他去了天津。天津警方在蔡可能落脚的地方进行了严密布控，可没有效果。消息很快在村内外传开了。
12月2日，刚出差回来的于桂华听到工人们的议论，吃了一惊。晚上他把这事告诉给了家人。
那天晚上下大雾，对面几乎见不到人。8点多钟，于的妻子庞春华听到有人在院子里喊：“嫂子！嫂子！”庞春华边应着边迎出去，没想到是蔡宝玉，衣冠不整，慌慌张张。庞春华心里“咯噔”一声。“他一年多没来了，怎么现在出了这事倒来了？”庞春华想着，装做热情地喊着：“进屋，进屋”。
随后，于桂华跟进来了，他看到蔡宝玉一脸的惊恐，就问：“你们村杀人那事是你干的吗？”
“不是，不知道。”
“人不是你杀的怕什么？去自首吧。我开车送你去。”
“不去，我现在去还不被警察打死！风头过去再说。大哥借我辆自行车吧，我要去东营。”
于桂华说：“要不你等工人12点下班了吧，这里的工人都认识你，还有一个是李天福的亲戚。你能走得了？”说着，他给妻子递了个眼色。妻子立刻领会了，也劝蔡宝玉，又张罗着给他点烟、递水、做饭。
于桂华走到院里，犹豫了一下，拨通了盐山县公安局的电话……
那天，老于是跟蔡宝玉一起被警察拷走的。
其实，这是盐山警方对举报人的一种保护措施。当天晚上，于桂华就被放回家了。蔡宝玉很快被移交给南皮县公安局。
此后，老于夫妇都以为日子会如常过下去，举报的事情在警方的保密下会如雾一般散去，无影无踪。
报纸曝光
12月30日，庞春华看到几个邻居在一起议论着什么，好像是蔡宝玉被抓的事，她想走过去问问，结果邻居们一下子鸦雀无声了。她拿过邻居手上的《沧州晚报》，还没看完头就蒙了。在这篇关于蔡宝玉案件的报道中，清楚地写道：“12月2日晚23时许，他仓惶逃离天津，窜至盐山县杨甫寨村于某某家中。当于某某听蔡诉说了自己抢劫杀人的罪行后，便悄悄拨打110电话向盐山警方报了警。”
当时，庞春华感到天塌了一样 她立刻找到盐山公安局局长，拿出报纸哭着问他怎么回事。局长看完也意识到事情的严重，他保证消息绝对不是从盐山透露出去的，并立刻跟南皮公安局打通电话，对方承认记者是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消息，并表示道歉。
报纸刊登后，事情传得很快，村里村外议论纷纷。于桂华举报了蔡宝玉，这在许多农村人看来是“无情无义的事”。
躲不掉的恐惧
因为在村里生活压抑，又怕有人来报复，于桂华夫妻开始考虑搬家。2004年1月，老于的朋友帮他找到一处空闲很久的院落。
记者看到老于的新址确实“严实”：要绕几个弯才能看到老于家，从街面上根本看不出后面还有住家和厂房。老于家占了两个院落，一个院子做办公室，谈业务。另一个院落做厂房，老于两口子住在厂里，房间小得只放得下两张单人床。
因大型设备较多，搬迁持续4个多月。又因停产损失15万元，还流失了一些大客户。工人只剩下了两个。可搬迁还没完成，让于家害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蔡宝玉的家人找来了。
他的家人一共来了多少趟，老于记不清了，但有记录的就有13次。
蔡的姐妹们、妻子、儿子、律师，都来过，目的基本是：让老于证明蔡宝玉是自首（2004年7月蔡宝玉一审被判死刑，高院复核后发回重审）。
于桂华回忆：蔡宝玉的儿子一来就跪下了，说：“大伯，救救我爸！”于桂华问：“是他犯事了，我怎么救他？”蔡家儿子说：“证明他到您这里是想要您陪他一起去自首。您不答应我就不起来。”怎么劝他都不起来，于桂华就假意说：“行，你起来出去吧，我跟你的律师说。”然后他对律师表示，假证自己做不来，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还有一次，蔡妻和他姐姐一起来说：“日子没法过了，老于你不能不管呀！”最终老于妥协了，拿出了1000元。
老于最担心的还是家人，在外出差的时候挂念，回到家还是担心。记者看到，于家床头挂着宝剑，床边放着木棍，枕头底下、门后也预备着“武器”。院子里还养了几条狼狗，一有动静就叫个不停，老于说“狗很厉害”。为了安全，厂子改了名，牌子都不敢挂到大街上。选择这个新家的理由还有一个就是，家门口是个车队，整夜都有车来车往。
后来，传出蔡宝玉被改判死缓的消息，蔡的家人就没来了，可老于一家更害怕了。他不知道蔡出来后会怎样，蔡在押期间他的家人和那两名亡命同伙会怎样。
于桂华伤心地说，“我帮助了司法机关，没想到落到这样下场。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肯定不会选择举报。”他甚至问记者：“出国能躲得开吗？” （《法律与生活》2005年11月下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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