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1月的一天，澳大利亚总理与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就孟加拉的问题交换意见。一位外交部官员递给周恩来一张纸条。周恩来马上对惠特拉姆总理说：“我们能不能私下谈句话？”“可能是见毛泽东。”在场的澳大利亚驻华大使猜对了。
下午四点半，两辆黑色小轿车疾驶进中南海。这时的毛泽东已快80岁了，他
会谈的前半段，毛泽东静候着，默不作声。而惠特拉姆总理却滔滔不绝。他向毛泽东问了几个关于新的中央委员会人员构成的问题：年龄结构怎样？妇女是否占较重要的地位？主席对“十大”新当选的领导群体是否满意等。
毛泽东没有说太多，他不是对话题感到厌倦，就是太累了。周恩来和王洪文一起给澳大利亚客人列举了一些事实和数据。毛泽东只是谈到中央委员会的军队代表问题，他说，军队来的人较多，大约占30%。
毛泽东精力不济，不能贯注整个会谈。在谈到台湾的前途问题时，他忽然说道：“现在该让我提几个问题了。”
毛泽东向惠特拉姆询问澳大利亚工党和共产党哲学观点的差别。惠特拉姆认为社会主义是进化的产物，而共产党人则坚信只有革命才会有社会主义。
“噢，你的观点是达尔文派的?？”毛泽东接着问。很快，他又转到地理上来：“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是以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的名字命名么？”
当惠特拉姆表示他对现代中国作出了巨大贡献时，毛泽东却说他的作用还没有那么大。澳大利亚客人称赞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的成就，毛泽东则认为成绩微不足道。毛泽东在解释中国军队与其他国家军队的差异时，评价邓小平说：“他打过仗，懂军事。”
惠特拉姆向毛泽东提及，邓小平副总理出席过“八大”和“十大”，“九大”却没有参加。为什么呢？毛泽东的回答是：“那时林彪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惠特拉姆谈到了王洪文，说他在“十大”后闪电般上升，他问毛泽东：“你在什么地方发现他的？”毛泽东本来可以轻松作答，但他却生硬地说：“不知道。”
王洪文似乎不像中国政府中的第三号人物，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不是那样看待他。毛泽东在“十大”对王洪文的提升是点了头的，他在会议刚刚结束就对法国总统蓬皮杜谈起过王洪文：“你看看他，很有前途。”不过他这时已不抱幻想了。
“我和周恩来都活不到革命结束的那一天了。”毛泽东拒绝按惠特拉姆提议的那样，从结构上来探讨中国革命的未来。人固有一死是他的主题。
“我已疾病缠身，”他示意说。
周恩来笑着插话：“他只是膝盖有点风湿痛。”
毛泽东接着说：“我已和上帝打过招呼。”他不隐瞒自己恶劣的健康状况。
（《毛泽东传》〔美〕罗斯・特里尔著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审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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