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进没考上大学，高中毕业后一直闲荡，老何很不放心。老何在上海已经做了十多年建筑工，春节后他把何进从江苏老家带到上海工地上打杂，顺带学点手艺。
自从何进来到工地，父子俩几乎每天都有口舌之争。比如:何进嫌工地上太脏，每天收工都烧水洗头。老何不满：“你每天洗梳得那么整齐，哪像个干活的人！”
何进不愿意干脏活，老何骂他：“你以为是坐办公室的啊？不老老实实学手艺，将来连饭都没得吃！”何进听了很不舒服，他回了一句：“你出息，做了一辈子建筑工，你以为我稀罕啊？”
何进不想走父亲的老路，他说：现在的年轻人哪里还干这种又苦又脏又没前程的工作！他把在工地上的这段日子看作是一种过渡。他认为自己与工友是两类人，他不喜欢人家说他是打工的，在给考上大学的老同学回短消息时，他总是这样表述：我在上海一家建筑公司上班。
何进的手机是彩屏带摄像头的，为买这款手机，父子俩也吵了一架，父亲认为手机只要能打电话就可以了，六七百元即可，但何进坚持买时尚的，“年轻人现在哪有不用彩屏的？”何进常给同学发短信，有时还把他在上海拍的照片用彩信发送给同学。工人的工钱到年底结算，平时用钱只能找包工头预支。包工头觉得何进手机花费太多，告诉了老何，老何气得大骂“这个败家子！”
何进每天的工资是30元，他没有计算过每个月的开销。他白天在工地上“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给自己规定了八小时工作制，时间一到，他就洗头更衣，带上MP3到上海的街上散步。他依然继续着在高中时候的生活习惯，每周去两次网吧，聊天、打游戏，每次都要花费十几元，但他认为这是生活的必要组成。他还喜欢买《申江服务导报》、《读者》、《青年文摘》等报刊，来上海一个月，光买报刊就花了100多元。他有时候会旷工，坐在淮海公园里看书、晒太阳，偶尔也会有人向他问路，这让他越发觉得自己不是建筑工的命。
老何也发现了工友的子女做建筑工的的确很少，农村几乎没有年轻人愿意拜师学建筑手艺了。“可是，一个农村孩子，不干这个还能干什么呢？”
在街头的灯红酒绿中逛了一个多小时后，何进还得像上次那样，回到他厌恶的那个工地，吃完父亲为他留着的饭菜，然后洗脚、睡觉，第二天又得早起施工，如果不出“意外”，明天又会与父亲发生争吵。他明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法逃脱。
随着中国计划生育导致的青少年人口的减少，有人认为：以后建筑工人可能会出现短缺。很多现在的建筑工人都想方设法让孩子读书，而大多数的独生子女家庭肯定不会再让孩子干民工了。 （《新民周刊》2006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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