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94年春节以后，邓小平就再也没有公开露面。境外的媒体至少一百次说他“病危”，他却在京城里自己那个四方形的院落中，过得既舒适又洒脱。
1997年2月，医院的报告说邓小平病危。根据医生解释，他的心脏健康，肝脾也好，没有老年人常见的糖尿病或者前列腺炎，致命的问题发生在神经系统，这在医学上叫做
1996年12月的一个清晨，他一觉醒来，觉得呼吸不畅。按照过去多年的习惯，他本应走到卫生间里去洗脸刷牙，然后坐在一个小方桌子边开始吃早餐，有牛奶和鸡蛋。秘书通常在这时进来，把他要用的东西放在办公室里――眼镜、手表、放大镜，还有一摞文件和报纸。他把这一天剩下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办公室里。他喜欢看地图，喜欢翻字典，有时候看看《史记》或者《资治通鉴》，但他更喜欢看《聊斋》。他喜欢打桥牌、游泳、看人家踢足球，但他最经常的运动是散步。每天上午10点，护士就会进来，提醒他出去散步。可是这个早晨，他觉得自己什么也做不了了。咳嗽不止，令他不能呼吸，不能下咽食物，更无法完成他的这些活动。身边的医生已经不能应付这个局面，只好把他送进医院。
从他家到301医院不过十公里。“没有想到，他这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卓琳后来这样说。
元旦那天下了小雪，把京城变成一片白色。可是在301医院，看不到一点喜庆气氛。邓小平的病房设在院子南端一座小楼的顶层，病榻周围总是站着很多人，还有些医生护士进进出出，但有时候只有随身医生黄琳和他在一起。他看到电视里面正在播放一部纪录片，就凝神看起来。有一阵子，他的精神好一些，可还是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
“那边，走过来的那个”，他问，“是谁啊？”
黄笑了：“那个是您啊。您看清楚了。”
那个人走近了。他终于看到了自己，动动嘴角，笑一笑。黄告诉他，这部电视片名叫《邓小平》，是中央电视台刚刚拍摄的，有12集呢。他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向他的耳边，把电视里面那些颂扬他的话一句句重复出来，忽然感到老人的脸上露出一丝异样的羞涩。
他从早到晚陷在疾病的折磨中，难得有这样的表情露出来。“他是个非常坚强的人”，黄琳说，“我能体会他临终前还是比较痛苦的，但一声不吭。就是这样，而且我觉得他很平静。”他有时候昏昏沉沉地睡着，有时候异常清醒，还是不说话，他已经不再评价别人，也不再在意别人对他的评价。黄觉得他一定明白自己已经病入膏肓，问他还有什么话想说。他在1992年说了那么多话，现在总该再给中国人留点什么吧？黄这样想。可是那几个星期他没有再谈那些话题，他淡淡地回答：“该说的都说过了。”
2月7日正是正月初一，老人没有回家，病房的医生和护士在近旁房间里守着，一呼即来。亲人坐在沙发上，全都默然不语。整座楼一片寂静，就像是死神已经降临。警卫秘书张宝忠想起应该互道“新年快乐”，就把大家聚到一块儿。众人举起酒杯，说不出一句话，惟有泪千行。“希望咱们医务界，在新的一年里能创造奇迹。”张在心里这样说。
可惜没有奇迹，93岁的老人又挺了12天，到2月19日，他的呼吸功能都衰竭，只能借助机器。21时08分，这位伟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变化:1990年～2002年中国实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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