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阶段社会公平状况不容乐观，急需解决不公平问题。然而，不幸的是，在当下我国的知识界，公平一度竟然成了一个被玷污的名词。部分精英不道德地利用了“社会公平”这个名词，将其与贫困、绝对平均主义、政治压迫以及剥夺财产权等造成的恐怖联系在一起，胁迫我们放弃所有的严肃的激进的信仰。他们知道有腐败、有
在思想史与社会史上，社会主义本身就是社会不公平的产物。
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就源于直面人间的不公平事。弗・梅林在《马克思传》中这样论述其思想的由来：“卡尔・马克思对最高认识的不倦追求，是发源于他内心的最深厚的情感的。正像他有一次率直地说过的，他的‘皮肤不够厚’，不能把背向着‘苦难的人间’；或者像胡登所说的，上帝曾经赋予他的灵魂，使他对每一种痛苦比别人感受得更强烈，对每一种忧患比别人感受得更深切。”
被马克思批判过的“调和派”人物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本质上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但面对当时资本与劳动之间的鸿沟，尤其是面对着劳动者的深重苦难，他发出了这样的不平之鸣：“如果要在具有一切可能性的共产主义，和具有各种苦难与不公的现今的社会状态之间做出选择；如果私有制必定带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结果，即劳动产品的分配几乎同劳动成反比――根本不干的人拿得最多，只有名义上干点工作的人居其次，而干着最繁重最肮脏的活的人所得甚至无法肯定能否养家糊口；如果要在这种状况和共产主义之间做出抉择，则共产主义的一切大大小小困难在天平上将轻如鸿毛。”
除了作为社会不公平的产物，社会主义同时还是社会不公平最好的解毒剂。
欧内斯特・芒德尔面对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世界范围内反社会主义浪潮曾经指出：“在对社会主义150年的斗争经历进行反省时，我们的指控在这一点上应该留有余地……社会主义者100多年来的顽强努力，最终使社会现实发生了世界性的根本变化：150年前，8岁的女孩子就在煤矿的非人条件下做苦工。而在今天，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东方，这样的惨事都不再有了；150年前，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平均工时为每周72小时或者更长，而今天的平均工时至少在工业化国家中已缩短到了36小时。150年前，病人、残疾人、失业者和老年人只能在极度贫困中生活，而今天，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已有可能使绝大多数职工免遭这样的贫困。”
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在世界历史上是左翼思想推动人类进步最快的年代。在美国等西方社会，彻底冲破种族、肤色、性别与信仰造成的不公平的民权运动恰是在这一时期发生，并最终重新塑造了一个将“社会公平”视为基本的“政治正确性”的世界。
之所以回顾这段社会主义思想史，当然还是为了针对当下中国的社会公平问题。
2004年以来，“郎顾之争”开启了改革之争，而支撑争论背后的，恰是因改革与发展成果分配不均而导致的日益严重的社会公平问题。但是，有人为了能在争论中占上风，很轻松地使出惯用的手法，认为这场争论的背后其实是第三次“姓‘社’与姓‘资’”之争。在这些人看来，只要唤醒了人们关于某个年代的回忆，以社会公平为基本诉求的社会主义，就好像将与“贫困”、“专制”、“财产剥夺”联系在一起而身负原罪，因而就可以让对手噤声。但他们没有料到的是，这次普通百姓并没有被唬住。到2005年年初，南方有一个媒体发表了题为《更多社会主义、更多市场经济》的评论。对着这个标题，我感慨万千：面对中国社会愈来愈大的贫富鸿沟，在“社会公平”这个词被忽略甚至被玷污了若干年后，我们终于有人重新提出：在需要“更多市场经济”的同时，还需要“更多社会主义”。
是的，建设一个公平、和谐的社会，我们需要更多社会主义！（《书屋》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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