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秋，我父亲汪锋由毛泽东亲自委派,以红军代表的身份去西安和杨虎城将军谈判，以便达到联合抗日的目的。
在随后的时间里，父亲和其他同志一道，详细地制定了谈判计划，仔细地研究了谈判细节，对谈判中可能发生的问题准备了对策。过后，父亲拿到了毛主席和彭德怀分别写给杨虎城将军、邓宝珊将军和杜斌丞
到西安后不久，杨虎城将军在新城他的办公室里约见了我父亲。杨虎城的态度十分冷淡，他提出两个问题：第一，杨部孙蔚如在汉中驻防，与红四方面军已经达成了秘密协议，并按协议向红军提供了帮助，但红军在不通知的情况下突然进攻汉中，使杨部遭受了很大的损失；第二，国民政府曾多次来电，指责杨部警三旅旅长张汉民是中共党员，让杨查办，杨未予理睬，而红军却设伏将其杀害；要我父亲解释。父亲说，将军是军事家，汉中是个盆地，红军若想消灭孙部，可守住隘口，围而聚歼，绝对不会是一路平推。红军此次战役目的，是进攻汉中威胁天水，天水是胡宗南的老巢，调动其回防，以便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汇合。事实上，此次战役也取得了战役效果，胡宗南部确实回撤。同时，也正是由于红军信守了协议，才使孙部不受牵制，防止了胡宗南部进入汉中，孙部才有了发展的机会。父亲同时坦然承认张汉民确实是共产党员，由于误会被错杀，这首先是我党的重大损失，但将军也正好可以以此向蒋介石证明，贵部没有共产党。同时，向杨虎城将军陈述了红军的抗日主张和联合的目的。杨虎城将军的态度渐渐地缓和了下来，并将他的机要秘书王菊人先生介绍给了父亲，说由王代表他商谈具体的合作方式。
父亲住在军法处，除了和王菊人会谈外，也时常外出，去找杜斌丞等人，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并获得杜斌丞的赞许。有天，军法处处长张依中私下告诉我父亲说，他的活动已引起外界注意。杨已经下令，如果我父亲被国民党方面抓捕，一定要抢回来，抢不回来的话，也只能交死人，要我父亲一定注意安全。
大约过了一个月，在和王菊人秘书进行了多次商议后，确定了合作的4项协议：1、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2、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紧密联系；3、十七路军在适当的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4、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后来，杨虎城将军又约见了我父亲一次，气氛很好，是礼节性的，主要是告别。
在归途中，父亲一进入根据地就被当作探子捆了起来，直到有人认出父亲是原红二十六军的政委时，才被释放，时间是1935年12月。
1936年8月，父亲和叶剑英、彭雪枫、边章伍、潘汉年、吴自立、刘鼎、刘克东等8人化妆成南京大员，又回到西安。叶帅率领其他同志去做东北军的工作，我父亲率刘克东在杨虎城部队的阎揆要团团部设立了电台，直接和中央联络，先后受叶剑英和周恩来的指挥，在西安经历了西安事变的全过程，此是后话。
父亲于1927年入党，全国解放后，曾先后任统战部副部长、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一书记等职。1987年4月被增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8年12月12日在北京逝世。 (《中华儿女》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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