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恨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尴尬的角色：一方面，作为20世纪创作数量最多、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之一，他用毕生心血所营造的3000多万字的文字世界，勾勒出一幅幅鲜活的20世纪前半叶的社会图景。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史却在相当长时间内或将其作为批评对象，或干脆不列入文学史。近日，张恨水的儿子张伍向记者
重回北京的张恨水
抗战胜利后，父亲应陈铭德夫妇之邀赴北平筹办《新民报》。从1946年到1948年，父亲写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迎来了他创作的又一高峰，也是最后一次高峰。
1949年5月的一天，晚饭后，正在给两位读初中的哥哥补习英语的父亲，突然口齿不清，继而昏迷不醒。经医院抢救，患了脑溢血的父亲在昏迷数天后终于醒过来，但记忆力受到很大破坏，除了母亲，谁也不认识了。
父亲的陡然病倒，使家里经济陷入困窘。母亲变卖了自己的全部首饰，给父亲看病，并维持家用。1951年，母亲为了让父亲安心养病，便卖掉北河沿的房子，买了离原来住处不远的砖塔胡同43号。父亲后来被文化部聘为顾问，有了份固定工资，家庭生活遂有了基本保障。
父亲开始像小学生那样，每天在大字本上练习楷书，一笔一笔地写，特别专注。1953年初夏，父亲终于恢复了写作，他写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从1954年1月1日起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再一次受到读者的追捧。
从1955年开始，父亲的旧作《八十一梦》、《啼笑姻缘》、《五子登科》、《魍魉世界》、《夜深沉》等又都陆续出版，家里的经济状况也有所好转。父亲对自己病后“只拿钱不做事”的顾问一职颇为不安，亲笔写信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茅盾，辞去了文化部顾问一职。解放后，靠稿费生活的专职作家，父亲是第一人。
1957年以后，报刊对父亲的约稿陡然减少，他的书也没有出版社再愿意出版。父亲一下子清闲下来。闲暇时，他就在院里整理他喜欢的花草。1959年10月，奔波劳碌忧患半生的母亲撒手而去，让父亲再一次遭受巨大的打击。自此，父亲变得更加不爱说话，他把对母亲的思念，都倾注在一首首诗词中。
手泽无多唯纸笔
虽然年轻时写了那么多作品，但父亲后来一直作为“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人物而被视为另类。到了晚年，本来就不爱说话的父亲更加沉默。我后来感悟到，处于边缘地位的父亲，对这一切都只是以沉默应对。
1966年，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们家笼罩在忐忑不安中，我们兄妹几个也到外地参加“社教”或“四清”运动，家里愈发冷清。父亲终日呆在书房里，与他热爱的《四部备要》为伴。他用已经不大听使唤的手，用了整整一夜，给在外地的两个妹妹写信，信上说，因为想念女儿，他竟然半夜哭湿了枕头。
过1967年的春节，父亲可能得了感冒，身体更虚弱。正月初六下午，在我和妻子、妹妹苦劝下，他才同意第二天去医院看病。当晚23点半，我看他的屋里还亮着灯，就披衣过去，见他仍在拥被读《四部备要》。我让他早点睡，他把书缓缓地放在枕边，说了声“好”，谁知这是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第二天早上，就在家人为他穿鞋时，父亲突然仰身向床上倒去。
父亲曾有诗云：手泽无多唯纸笔。除了那3000余万字的作品，父亲的一生，便如水一样，历经波澜转折，最终漂逝而过。 （《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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