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2月25日，全球最大的会计律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企业年会。刚刚迈进2007年，这里又成为当红程派传人张火丁的个人演唱会现场；此前，一家网站在大会堂举办了一系列展会；某汽车品牌再次发布其顶级
商业活动的成功
来自广州的南方测绘集团是个小公司，但在成立15周年之际，他们却做了件颇为得意的事情――在人民大会堂举行15周年庆典。
“测绘仪器行业，国内品牌认同度很低。我们希望通过人民大会堂这一中国百姓心目中最高权力的象征，提升品牌认同度。”公关经理黄吉海说。
南方测绘集团于是费尽周折，以6万元／半天的价格，租到了人民大会堂的金色小礼堂。随之而来的效果，令他们惊喜万分。全国各地的经销商蜂拥而至。一些远在云南、新疆的客户坐了几天几夜的火车，到北京参加这半日的庆典。“他们中很多人这辈子都没进过人民大会堂。”黄吉海说。
当黄吉海随着人流，手握大会堂请柬，经过安检，踏上红地毯时，心情激动。“这就是人民大会堂，最高权力的象征，领导人会晤外国元首的地方。能在这样神秘而神圣的地方举行庆典，我感到很自豪，也充分体现了这次会议的档次。”
踏入金色小礼堂后，随着闪光灯咔嚓乱响，所有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拍照留念。由于到会人员太多，南方测绘不得不临时把员工请出去，为嘉宾腾地儿。
南方测绘还邀请了行业主管部门的领导出席庆典，而他们中的一些人从不参加商业活动。黄吉海认为这也大半归功于人民大会堂。“大会堂让这次活动显得分外庄重而有意味。”
回忆起人民大会堂的活动，黄吉海语气欢快，得意非凡。活动总花费不过20万元，但公司由此极大地提升了品牌认知度。
演出公司和外企的青睐
而对于京城各路演出公司而言，人民大会堂更是2006年度大型商业演出的不二之选。“由于奥运场馆维修，北京找不到第二个地方可以像人民大会堂一次容纳数万人。”北广传媒影视公司演出部经理杜明翰说。
商业演出青睐人民大会堂，从节目表就可看出端倪:2006年12月28日到2007年1月26日，短短一个月时间，一共有10场商业演出，既有“2007新年芭蕾盛宴《天鹅湖》”，也有“再唱西北风――阿宝2007新年演唱会”这样的通俗节目，票价最低者50元，最贵则达到1800元。
大导演张艺谋也和人民大会堂结下不解之缘:2002年12月14日，《英雄》在人民大会堂首映，曾被解读出“商业大片背后的政治意图”，2006年年末，《满城尽带黄金甲》又一次现身于此，马上落下“炒作”的恶名。
出没于人民大会堂的另一股商业“生力军”，则来自跨国公司和外企。
2001年，刘希平所在的公司为英国的路透新闻社承办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150周年庆典。刘希平津津乐道于人民大会堂比一个足球场还大的宴会厅，数百张圆台子次第铺开，训练有素的服务员穿梭其中。“他们都面目清秀，身高相仿，看上去赏心悦目，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更重要的一个心理背景是：“政府官员不喜欢在纯商业化酒店参加活动，”刘希平说，“因而有高层官员出席的活动，常常选择人民大会堂。”
并非有钱就能进大会堂
不少人由此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只要企业愿意出钱，就可以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一个商业活动。
事情看来没这么简单。按规定，如果没有正部级的介绍信，不能在这里举办活动；各种产品的新闻发布会，也要有国家新闻出版署的备案。
介绍信的规定现在已有所放宽，但最起码也得司局级的。然后，还需要提供一份尽量详细的活动计划书，以便于确认会议时间是否冲突，会议内容是否“健康向上”。如果涉及到外籍演员或者外籍演出团体，需要有相关国家机关的批准文件。
“正部级的介绍信”对不少的商家来说是件伤透脑筋的事情，南方测绘的黄吉海为了这封介绍信，在北京奔波了整整一周，磨破了嘴皮，发动了所有可以想到的社会关系，转了五六个弯，终于在行业主管部门那里拿到。
即使是外资巨头也概莫能外。例如路透社的庆典活动，最后是新华社出具的介绍信。在刘希平看来，人民大会堂更像个政府机关，大会堂管理局执行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超过这一时段的要求往往很难满足。
人民大会堂能用来出租的场地也颇有讲究，一位知情人士介绍，像大礼堂、小礼堂、宴会厅、部分省厅是可以向外租用的。有些厅因为位置关系不能对外开放，如天津厅、福建厅、新疆厅、东大厅等。
在场地出租时，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2006年11月，东风汽车公司在人民大会堂举办新闻发布活动，相中了香港厅，这个厅面积最大，装潢精美。但人民大会堂却犯难了，因为这个厅靠近南门，楼上便是全国人大一位副委员长的办公室，要在那里举行活动，需要得到他的批准。
东风汽车公司于是特地向人大常委会一位领导申请。这位领导曾经在东风汽车工作，于是欣然批准。承办这次活动的负责人说起此事十分高兴：“客户非常满意啊，企业也觉得很有面子，因为这个厅一般人进不来。”
破冰带来良性循环
自建成之日起，人民大会堂每周均会安排一到两天的开放日，让老百姓可以走进这个神秘的殿堂，一饱眼福。而到文革期间，人民大会堂作为神圣不可近观之物，被封锁起来，只限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活动，一道铁护栏横在大会堂东门外的广场上，警卫线则一直向东延伸到广场西侧的马路沿上。
“人民大会堂还是人民的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一做法遭到一些老同志的炮轰。1979年1月27日晚，中断了15年的首都群众春节联欢晚会再度举行，复出的邓颖超代表党中央宣布：人民大会堂将重新向各界群众开放。
人民大会堂的商业化，正是在此时开始破冰――参观将收取门票。在万人礼堂“江山如此多娇”图画前，也特意开设了两个摄影点，收费拍照。
而后商业活动开始削尖脑袋挤进去：先是国家一些部委开始在这里办活动，然后是大型国企，此后是外资巨头，最后才是国内的民营中小企业。
当时大会堂的年财政支出几百万元，大会堂管理局曾向主管部门中共中央办公厅递交过一份“五年改革设想”，希望试行部分企业化管理，力争5年内达到行政经费自给自足。人民大会堂的商业活动，此后渐入高潮。
不过议论也因此风起：2006年9月22日，韩国安七炫与中国台湾吴建豪这对“跨国组合”的演唱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演出进行到50分钟时，就被临时喊停。叫停的原因是在演唱的过程中，有激动的歌迷甚至跳上了人民大会堂的桌子。
“这有点过分了，组织工作没做好。”北广传媒影视公司演出部经理杜明翰说，“人民大会堂是国家议事的场所，代表着国家的尊严。”
“但把这么大的一个公共场所闲置起来，是不是一个最好的处理方式？”北京的一位观察人士更看重其象征意味，“把人民大会堂还给人民，用行政命令能做到吗？不能，但从长远看，商业能做到。”
其实，对于承接社会性的活动，人民大会堂一直坚持三条原则：
第一，不能影响党和国家的政治活动进行，如果有冲突，外部单位的活动就要取消、改道或者改厅室。第二，不能影响大会堂的安全，每一个进入大会堂的人都要接受严格的安检。第三，不能影响大会堂的政治声誉，所有活动必须健康积极向上。
“人民大会堂的职能是为党和国家的政治性活动服务，为各省市、各部委、机关团体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管理局的一位人士说，“这个职能并没有改变，只是范围扩大了。”
“过去大会堂完全依靠国家拨款，是一个吃财政的单位。自从开放以后，人民大会堂逐步有了一定的收入，以收抵支，减轻了国家负担。到80年代末的时候，在行政经费上我们已经可以达到自收自支了。”一位内部人士这样透露。
“大会堂开放走的方向是正确的，但肯定有人想钻空子，我们也面临着如何提高自己的管理能力和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
一个商人的体会
33岁的商人李志起拥有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品牌营销公司。他做了个大致估算，2006年承接的商业活动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约占三分之一。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民族品牌热衷于进入人民大会堂。而以前，那里几乎是外资行业巨头的天下。”李志起说。他觉得人民大会堂对中国人的影响力难以替代。他发现50~60年代出生的人，尤其青睐人民大会堂。而很多70年代之后出生的老板，可能就会选择一个风景秀丽的场所开会。
在媒体邀请方面，人民大会堂也有其优势。“比如说，在其它地方，要是让记者等半个小时，那是很难想象的。但在人民大会堂，要停车，过安检，耽误时间，大家就觉得很正常，似乎人民大会堂就该那样，折腾一番后，还觉得活动规格更高了。”李志起说。
回顾起这些年的经历，李志起觉得自己对人民大会堂的心态，经历了一个从“仰视”，到“平视”，到现在觉得“它跟一般场所没有区别”的过程。“我觉得人民大会堂从封闭走向开放，从高高在上到逐渐亲民，是个好事。而且，在目前的国内环境下它需要做些经营养活自己，也是非常正常并且可以理解的。”（《名牌》2007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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