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党史出版社最近出版《我所亲历的胡风案》一书(王文正口述，沈国凡采写)，这是第一部当年胡风案的办案人员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谈胡风一案的书。王文正，1955年任上海“胡风专案”办公室审讯员，参加过对“胡风反革命集团”案的预审工作，亲历了整个“胡风专案”的全过程。
拘捕胡风的行动由公安部执行
1955年5月16日傍晚，胡风和家人正在吃晚饭，房门是敞开着的。有几个人来到他们家，这些人他只认识一个人，就是全国作家协会领导人之一的刘白羽。
孩子们见家里来了“客人”，知道大人有事，急忙吃了几口就放下了碗筷，独自到外面去了。
这几个人将胡风单独叫到一间屋子里。
拘捕胡风是在5月1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做出决定之前。那么，当时到底是中央的指示，还是公安部门的决定？在我所接触的材料中，都没有见过文字记载。现在根据我所经历和了解的史实，可以肯定，胡风是在被秘密拘捕两天之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才正式做出拘捕决定的。
拘捕胡风的行动由公安部执行。公安部事先将此秘密通知了全国作家协会有关领导，并由作家协会派一名熟悉的领导随同。为了不惊动更多的人，公安部的人穿便衣，将汽车停在门外，装着找胡风有事的样子，趁吃晚饭、外面活动的人比较少的时候，来到了胡风家里。几个人在屋子里谈了一个多小时。
胡风的夫人梅志一个人坐在客厅里，怀着忐忑不安的心听着屋里的动静，不知道眼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胡风对自己的被捕感到很突然。从13日到被拘捕的16日，全国上下都在“学习”那些报上的“材料”。而胡风本人则同过去一样地开会、会见朋友和练拳，他根本不可能想到自己与文艺界领导的这种在文艺思想上的不同认识，以及那些与友人交往的信件，会发展成为一件共和国历史上的惊天大案。
与胡风一个多小时的谈话自然没有任何结果。公安部人员将胡风和梅志分别隔在两个屋子里，不让他们接触和交谈。公安部人员向梅志出示了搜查证，便对胡风家里进行了搜查。
屋子里的书很多，搜查人员一本一本地翻过去。根据要求，对屋子里的信件搜查得特别仔细，只要是信件，都被集中放在一个地方，便于最后带走。一家人的饭还没有吃完，放在外面的桌子上，几双筷子横七竖八地散乱在上面。这样一直搜查到半夜，公安部的人员才将胡风从里屋里带出来。
公安部的人员要将胡风带走，胡风这时才给梅志打了个招呼。胡风被带走的时候，还回过头来，看了看桌上自己没有吃完的半碗饭。
公安部留下的人员，对这里再次进行了一遍搜查。凌晨，负责搜查的人认为可以结束了，便将梅志带走。
从此，整整11年，胡风与梅志再没有见过一次面。
根据事先布置，公安部留下几个人在屋里“蹲点”，负责监控电话和外来人员，三个月后这个“点”才撤离。
没有一份文件向具体执行者说明政策
令我至今都深感不解的是，在清查胡风集团的这一段时间里，全国上下竟搞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可是对此中央却未发过一个有关的正式文件，对这件事情给以一定的政策界限。我们这些具体的办案人员，每天只能学习《人民日报》上面的编者按语，以这个按语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和划定政策界限。
说是完全没有政策也不全对，这个政策是在一种秘密的情况下传达的。参加人员只有我们办案的人员，当时规定负责人口头传达，听的人可以记笔记，但不得向外传播。我记得第一次是在1955年的8月，当时说了六条。
接着又在9月，再次召集我们办案人员传达，地点是在上海建国中路二十六号三楼“胡风专案”办公室会议室，传达的人是办公室负责人宋若侠。
我至今还保留着当时的记录，是用一张纸记下来的。这上面一共记了六条:
1.与胡风直接经常接触，直接参与胡风有计划的向党的文艺领导思想进攻，在一个小地区若干胡风分子推崇的小头子。
2.余叫一般分(子)，仅对于有在胡风问题(上)不很严重，但其他政治历史问题严重的也作为一般分子。
3.一些受胡风分子影响较深者为影响分子，包括偶尔通(同)胡风与胡风分子通讯、求教、崇拜的人。
在这三条下面，还有三条:
1.与胡风有直接、密切的关系，与胡风思想一致，积极写作，一贯宣扬胡风思想，为胡风出谋划策，或某地方的小头目(应作为骨干分子)。
2.凡与胡风骨干分子密切，拥护胡风主张，参加活动但与胡风无直接关系与胡风出谋划策(应作为一般的胡风分子)。
3.与胡风集团分子没有直接关系或者有若干联系并不密切。但其思想上，观点上与这些人是一致的甚至说谎言和发牢骚，但没有谩骂、污蔑我们党的写作(应作为受影响分子)。
以上这几条，就是我们用来指导清查胡风分子的内部政策。
全国性的这么一个声势浩大的运动，却没有一份文件向具体执行者说明政策，因此造成全国上下被无辜牵连的人员冤案不断，那也是很正常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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